20世纪50年代美军第7舰队在台湾海峡巡航。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一改东亚防务政策,为蒋介石提供了保护
《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8月上独家稿件,原标题《靠美援过难关,在日记中反美:被条约体系束缚的“东亚盟主”》,有删节,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欢迎广大读者分享到朋友圈。

条约体系的重新组合

20世纪50年代,对于东北亚的铁幕前哨——日本、韩国、台湾,美国根据不同定位,提供不同的军事援助计划,最低是维持国内治安和建立自卫能力,最高则是拥有能够超过单纯防御性能的军事力量。在经济上,促进盟国经济发展,使之生活水平相对于铁幕那一边的对手,能明显超过并不断提高;最终在军事义务不再必需时,这些国家和地区能自给自足。
对于美国决策者而言,冷战远东和西欧的情形有着巨大区别:在西欧,美国的盟友地理接壤,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发展水平相近,之间存在强烈的自我合作愿望和发达的合作网络与经验,而在东方,美国的这些盟友不仅缺乏横向合作,相互之间国情也相去甚远:既包括东北亚的儒家文化圈;又有澳新美这样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还有东南亚与巴基斯坦的佛教和伊斯兰国家。政体上则有蒋介石、朴正熙、巴基斯坦的阿尤布·汗和叶海亚·汗等军人独裁政权;还有日本、泰国这样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西方民主国家。从地理上说,防御空间从亚欧大陆腹地横跨至南太平洋,战线过于破碎,各国没有联合的防卫需求,其整合依赖美国的单边行动,因此美国通过对美日、美韩、东南亚再到美澳新之间安排了一系列条约义务,通过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构成了环堵亚洲大陆的“防疫”隔离圈。但这个圈子在连接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环节上有个重大缺口,那就是台湾海峡,在这里并没有条约安排。

1950年8月3日,台湾台北,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左一)与蒋介石(中)在秘密会谈后告别,此次一行,麦克阿瑟公开表示将考虑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台湾军队。图右为麦克阿瑟返回东京专机的飞行员安东尼·斯托利少校
但美国迟迟未与蒋介石签订类似条约,让蒋介石忧心如焚:第七舰队的保护只是因为朝鲜战争而带来的政策性安排,并非一项长久的法定义务,随着朝鲜战火熄灭,随时都可以撤销。但美国也有顾虑存在:条约一旦签订以后,美国就押上了自己的承诺、资源和荣誉,而其资源毕竟是有限的,特别是“欧洲第一”的战略方针并没有变;更何况,此时中苏之间已经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美国仅愿意承担起保卫台湾本土的义务,不想为对手、范围、程度都无法预料的全面冲突承担责任,如蒋介石“反攻大陆”导致远东的火药桶发生大爆炸。
了解这一心态的蒋介石托“外交部长”叶公超向美国驻台“大使”兰金传去保证,如能缔结共同防御条约,同意在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之前,先征求美国同意。1954年12月,《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于1955年3月3日生效。第五条规定,双方对危及“任一‘缔约国’之‘领土’之武装攻击”将采取一致行动。第六条规定,“所有‘领土’等辞,就‘中华民国’而言,应指台湾和澎湖”。另外12月10日双方秘密换文,规定:“使用武力,将为共同之事项”,“凡由两‘缔约国’双方共同努力与贡献所产生之军事单位,未经共同协议,不将其调离第六条所述各领土”。1955年1月28日,美国国会还通过决议案,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武装部队,以确保“台澎不受武装侵犯”,但根据这一授权,金马等沿海岛屿属于弹性可选范围。因此艾森豪威尔提出了“刻意模糊”战略,既不向蒋介石承诺使用美国武力保卫所有的沿海岛屿,以免解放军会通过攻击这些岛屿将美国卷入直接武装冲突;另一方面,让蒋介石“捉摸不透美国将在什么情况下支持他”,从而“抑制他反攻大陆的勃勃雄心”。
1958年,美军顾问团团长杜安少将向台湾“陆军总司令”彭孟缉移交新式大炮,按照美蒋之间的协议,美国向台湾提供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
在条约签订以后,从其承诺看,蒋介石的义务已是专守所在岛屿的防卫了。但矛盾之处在于,美国很现实地将其定位为一个西太平洋的地方性政权,与日本、菲律宾、韩国、南越、冲绳、泰国类似,构成远东围堵红色阵营的半圆形链条的一环。而蒋介石仍然将自身视为大中华的代表和东亚盟主,试图复制北伐的成功经历,将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视为20年代的广东,建设为“反攻复兴基地”和“未来理想中国社会”的模板。他在1953年1月31日中的日记写下:艾森豪威尔“对亚洲反共领导者之属望已自日本与印度转移于中国矣”。尼克松在拜访东亚盟友的巡回之旅中,他发现蒋介石在谈到中国时,大手一挥,清楚地表明他指的不仅是这个目前他权力之下的小岛,而是地平线那边的整个国家。蒋介石曾提议建立一个囊括台湾地区、泰国、印尼、韩国以及可能包括印度支那半岛、日本在内的远东联盟。美国反对这一设想,并在之后通过东南亚公约、以及美日、美韩、美台双边安全协定组成的条约体系构成了远东的安全框架。蒋介石试图在远东当“盟主”的想法,在其情治机关、军队的供给和训练均需仰赖他人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
其实,蒋介石早就认识到反攻在他有生之年几乎不可能实现,他在1951年8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后复国事业,照事实论,几乎不复可能,然而吾对革命复国之信心,毫不因此动摇。”但这一判断并未让“全国军民同胞”知晓。这是因为“反攻”既是统治台湾的“合法性”依据,也是维持外省人士气的必要手段。而且蒋介石本人也具有至死不渝其志的性格,并有浓厚的“反帝”情结。因此,因为认同问题,蒋介石与美国围绕防卫基本战略,始终发生争论。

看印度笑话

蒋介石本人的性格,是儒家教育底子外加明治时期军官教育养成的,具有浓厚的大家长性格和仇恨白人帝国主义色彩,此时台湾却被美国视为被监护人和被保护人,现实与性格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无疑会擦出很多火花。但毕竟形势比人强,比起大陆时代,蒋介石收敛了很多脾气,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日记中发泄对美国和条约体系的不满。

1960 年 6 月 18 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左) 访台,蒋介石(右)亲自到台北松山机场迎接,二人乘车在前往圆山行馆途中受到了台湾民众夹道欢迎。此次访台,艾森豪威尔表示将会以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向台湾提供防务保障
20世纪50年代初,当蒋介石听说美国正在与日本、菲律宾、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谈判安全条约,却舍下自己时,觉得“有如恶梦初醒”,在日记中记下:“严防美艾、马(即艾奇逊、马歇尔)对华革命力量根本铲除,则不惟不能侵占殖民地,控制黄种之狂妄野心。”他还认为,华盛顿通过承诺对台军援“使我内溃自乱”,认为美国人用心极为恶毒、卑鄙。20世纪60年代初,再度来访台湾的尼克松发现,自命为长者的蒋介石不吝于与其分享一点经验,告诫他如果不入侵北越,就绝不可能胜利。蒋介石嘲笑美国战略,指出“发展经济可以战胜共产主义是一种大家所熟悉的谬论,只有子弹才能真正打败他们”。1961年在《反省录》中,他写下“因受美国欺诈”“失却五月间决定反攻之时机”。1964年1月29日的日记中写下:“忽想美国对我反攻行动无从谈起,以美只知损人利己,决不为他人利害有所计及或动心也。”1969年7月24日,他在日记中写下:“跟美员说实话,无异对牛弹琴。”1970年10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余之所得经历认为,俄共险恶狡诈,乃是阳性的人所皆知,而尼氏(即尼克松)阴险虚妄,则为阴性,在人不知不觉之中而易入其陷害也。”
1961年10月,中印武装冲突爆发。就在这一年,蒋介石决心趁着大陆三年困难时期,发起反攻攻势。如发表《告中共陆海空各级干部书》,通过“光复大陆指导纲领”等。蒋介石在10月20日的日记中写下:“本周印度军队向共军攻击,据印自报,激战后逐退共匪数里,20日共匪新华社宣布中印边境与东西区皆正在激战中,并且自称共匪受伤甚重,其意在对印度发动最后报复行动也。此战双方虽皆有伤亡,但决无结果,最后仍拖延乎。惟‘泥黑路’(即尼赫鲁)小丑无耻,说不定从此屈服于匪共也。”但蒋介石对中印边境战争的关注,也只是从台湾的角度出发,并未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多大影响。蒋介石在当年11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俄共又称米格21代机仍于本月开始对印度交货,此一消息殊堪注意。其或对匪共亦已允许其供给同式飞机乎? 此事对印度影响实不及对匪共之大也。如匪共果有该式飞机,则对我将来作战之关系颇大也,不可不早作准备。”
尽管美国国务院发表了支持麦克马洪线的言论,但台湾也只是温和提出了抗议,并通知各驻外部门,要求“不发表讥嘲印度及尼赫鲁之言论;不主动讨论‘麦克马洪线’问题,如被询及,始说明我不承认之一贯立场”,并“希望印度认清匪印战争乃印度反抗共产帝国主义之斗争,而非中印两民族间之战争”。甚至对印巴争端,表示在红色阵营面前,“自由国家必须清除矛盾,促成反共团结”。
蒋介石并未相信中苏就中印边境冲突存在分歧,认为大陆的行动是受苏联指使,他在日记中写道:大陆宣布自动撤退至1959年双方实际控制线,“此乃为共产国际行动最大之转变”,可以说,对于中印边境冲突,蒋介石基本保持了“隔岸观火”的心态。

秘密参与越战

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全面参与越战,美军在亚洲的战略、资源都需要为越南战场服务,同时大陆陷入“文化大革命”之中,美国评估台湾对大陆的军事牵制需要下降,因此台湾的军援水平有一定下降。此前,台湾接受美国军事装备、物资几乎都是无偿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台湾经济起飞,美国才开始逐渐转向直接销售。即便如此,到尼克松访华前夕,美国通过执行军援计划提供了24.4亿美元的武器,军火销售额不过2.4亿美元。台湾对于巨额军援并不满足,通过渲染台湾处于危险状态,尽力提高台湾在美国战略决策中的地位,一再讨要武器装备。如蒋介石曾经以解放军的伊尔-10强击机转场至福州为名,向美国要求提供先进飞机,但美国评估后认为此举并未打破海峡军事平衡而否决了这一要求。
当时台湾已经拥有了F-100“超级佩刀”和F-104“星战士”两款二代战斗机,但前者故障率高,后者航程短、用途单一。美军当时装备了性能最为全面的二代机F-4“鬼怪式”战斗机,该机火力强大,航程远,且具备强大对空对地能力,台湾一直渴望拥有该型飞机。远东的美国盟友日本、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都陆续得到了F-4战斗机。蒋介石一直希望美国能给一个中队的F-4战斗机(价值5000万美元),但美国考虑到“鬼怪式”的进攻性太强,一旦台湾掌握以后可能会“独走”,自行对大陆发起纵深打击,将美国拖入不必要的危机;同时大陆同期主力飞机为歼-6,仅拥有少量歼-7,台湾空军已经拥有台湾海峡上空的空中优势,因此屡屡加以拒绝。这使蒋介石大失所望。
1953年11月8日,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后排右)到台湾访问,蒋介石(后排左)称赞其为“世界反共事业的接班人”,不过19年后,这位“反共事业的接班人”毅然决定访问北京,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蒋介石并不看好美国对越战的前景,却对美国有关越战的要求无不配合,例如斥资3000万美元扩建机场,以供B-52轰炸机在必要的时候起降。到了1967年,驻台美军及中情局人员加上眷属,已达两万人。1968年,美国10架加油机和5架原来驻扎在泰国乌塔堡的无线电中继飞机转场部署到清泉岗基地,一同前来的还有450名支援人员。5月,台湾又同意美军使用清泉岗,作为B-52因天气原因而避险的基地。具备投掷战术核武器能力的数架美军F-4战斗机,以临时驻防的形式进驻台湾清泉岗机场,以吓阻大陆直接出动地面部队介入越战。
但在经济方面,和日本因朝鲜战争而大蒙其惠一样,台湾因印度支那半岛的战争,而受益匪浅。1965年,美国在台湾军事采购的金额达到了1.3亿美元,台湾的中小企业因为拿到美军订单而赚得盆满钵满。来台度假的大批美军人员除了促进台湾服务业的发展,也带来了文化冲击,对打开台湾社会一般民众的视野颇具开风气之功。台湾在越战中的军事作用主要为给美军提供后勤和技术服务,如修理战损车辆和战损飞机,给KC-135型加油机提供转场基地等。台湾在没有拥有“鬼怪式”的情况下,却能很好地修复该型战机,获得美军称赞。

1965年9月1日,时任“国防部长”蒋经国(右)在美参观载人航天基地,蹲下身子仔细地察看“双子星”飞船模型
1965年,蒋经国访问美国,在与约翰逊总统会谈时,提出主要目标不是以军事行动对付大陆,而是通过与美方进行深入持续的商讨,以便整合双方政策,同时也表示愿意在亚洲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一坦率的态度深获华盛顿好评。但动用国民党军队参加越南战争的提议被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一再否决,理由是不愿意激怒大陆,以免后者再一次在亚洲大陆出动正规军与美国直接对垒。而在秘密战线上,台湾早已参战。数百名来自台湾的军事顾问已经在南越活动。台湾还允许民航公司和美国航空以台湾为基地,支持中央情报局在整个中南半岛的空中活动。越南武装部队仿照国民党军,也成立总政战部。但这一切都只不过是零敲碎打,对整个战争的进程影响有限。

珍宝岛的转折点

1969年春,黑龙江上的枪炮声预示着世界格局的悄然改变。尼克松政府断定,中苏分裂已不可恢复,欧亚大陆的铁板既然已经分成两块,那么利用较小的一块牵制冷战的主要对手苏联,将是更为巧妙的借力打力手段。基辛格回忆:“从一开始尼克松和我以及其他美国高级政策制定者就都认为,美国不会接受苏联对中国的军事进攻。这个观点,在我们没有与中国接触之前就产生了。”“如果莫斯科试图羞辱中国,或者减少北京重要性,苏联的整个军事力量在此之后都会投向西方。这样一个野蛮的苏联和在此问题上软弱的美国,将会使苏联要求日本和西欧做出更多让步,更不要提苏联周边的其他小国了。” 11月7日,美国第七舰队奉命结束了朝鲜战争以来在台湾海峡长达19年的巡逻。这个消息还被有意透露给了大陆驻港官员。
此前,蒋介石和老伙伴、老对手苏联,也开始了接触。1968年,以《伦敦明星晚报》驻莫斯科特派员的身份为掩护,实质上是克格勃特务的俄国籍记者维克多·路易斯访问台北,与蒋经国见面。双方走到一起,是印证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句名言。
1966 年 2 月 15 日,韩国总统朴正熙 (前排左) 访问台湾,蒋介石 (前排右) 亲临台北松山机场迎接。在朴正熙执政期间,韩台关系达到了高峰
具有深厚苏联生活背景的蒋经国与路易斯会谈,会谈时,路易斯甚至催促台湾,现在是“反攻大陆”的最佳时机。并表示,苏联将视此次反攻为内战,一旦发生战事保持中立。只需台北保证一个条件:一旦重掌大陆,不会让美国在中国设立基地。
蒋经国并未明确答应,但表示,反攻成功之后,可以把东北和西北划为中苏合作特别区——这是将1946年与斯大林见面时的旧事重提。但这些接触本身就是建立在假设发生大战的基础上,随着双方所洽谈的合作内容都没能发生,这些会谈也就无果而终了。而且克格勃很快就将路易访台的消息宣扬了出去,因此也只能视为是双方通过试探和接触,向共同的敌人——大陆施加压力,同时也为未来可能的合作保留一条渠道。此后,台湾报纸一反常态,不再攻击苏联,报纸也以“反毛”的口号代替了“反共”,许多以“反共抗俄”为名称的“民间”组织接到上级命令,去除反俄字样。
在台湾的命运即将发生巨大转变之时,它的经济仍在持续繁荣。1970年,美台贸易已经超过25亿美元,高雄加工出口区共有120家制造业工厂开足马力生产。当年全台湾工业生产增加了17%。台湾和其他亚洲小龙一样,从劳务密集型产品,如玩具、衣服、鞋类的出口,逐渐转向生产高科技产品。这也意味着,逐渐长成的中产阶级不会愿意为了虚无缥缈的“反攻”目标献出自己的生命,而更愿意过平常的市民生活。
但这已经不是蒋介石可以预料的到了。年岁的增加,也使他像一个家族企业的长老一样,逐渐开始将军政大权交给培养的接班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仍然在做重大决定,但已经越来越仰赖儿子作为左右手和耳目。1963年11月,国民党修订策略,将“反攻”方式由军事方面扩大到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确定了“反攻复国总体战”的方针,这实际上已经宣示接受了与对手隔着海峡长期共存、自身必须深耕台湾的现实。在1965年8月“八六海战”和11月“崇武海战”之后,台湾海峡风平浪静,双方再无大的军事冲突。1969年,蒋经国被提升为“行政院副院长”,蒋介石本人则因健康问题,这位八旬老人已经逐渐不再视事。但即便在他去世后多年,他亲手参与和缔造的远东条约体系,经过名称变更,继续发挥着他生前意想不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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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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