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前微信上大面积流传一篇文章《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讲农村家庭的贫困将要代际流传，去年也流传过一篇文章《一个博士生的返乡日记》，讲的是中国农村空心化的问题。从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土地流失，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村医疗等问题将要跨越两三代人。这需要引起重视，如果占人口总数一半的农民的贫穷会被遗传，一代穷，代代穷，一代不如一代，那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无从谈起；如果未来我国主要的年青一代是由缺乏关爱的留守儿童成长起来的话，社会稳定的定海神针：价值观，将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未来整个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绝不能让农村今天的问题，形成未来永远的问题。
我们回顾历史，《曾国潘家书》中记载，道光十二年前后，也就是1832年，曾国藩发现其在乡下的大批亲属破产，向其求助的越来越多。乡下人的日子越过越穷苦，且无任何勤劳致富的机会。当时曾氏并不明白原因，只是感叹国运不济，中国民间给道光皇帝起名“盗光”，指其把家底败光，也是这个原因。但后来我们知道此时中国农村的衰败和哪一任皇帝无关，是由于鸦片输入，白银大量外流导致的。在贵金属作为货币的时代，通货紧缩是非常可怕的，缺少投资，缺少流动性引发整个农村经济萧条。而中国乡村的普遍破产，更导致社会动荡，20年后，1850年太平天国运动也就是所谓的洪杨之乱爆发。战火席卷大半个中国，民不聊生。中国从此一蹶不振。
为了给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献计献策，我们对比中美农村，进行比较，希望能有所收获。首先从人均耕地面积谈起：中国耕地我们常说18亿亩耕地红线，全国人口的一半是农民，耕地平均到每个农民身上也就是两亩地左右；而美国农场有203万个 ，有 1.52亿公顷的耕地和5.6亿公顷的牧场,美国只有300万人从事农业生产，人均规模超过200公顷。两者差千倍。美国农业人口的家庭农场年收入平均是20万美元左右，远远高于美国的城市人口家庭年均收入5-6万美元（数据来源：美国农村、农业发展及启示—美国农业金融考察2011.11.18 中国农村研究网）。而中国农村家庭人均年收入8000元左右，按照五口之家计算，家庭年均收入为4万人民币（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两者相差35倍。
所以中国农村发展的关键问题就是要减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总数，通过增加人均耕地面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中央反复提的城镇化，也是这个思路。从市场经济角度讲，中国目前正在经历城市建设的高峰期，城市工作机会很多，解决部分农村人口的城镇就业不成问题，大量的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却成了城乡两边的候鸟，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问题就凸显出来。
农村人口进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工作能进城而生活进不了城，才导致所谓的“农村空心化”，即老人孩子留在村里，青壮年长期外出务工，这种空心化带来无数弊端。如果农村人口顺利城镇化，在城镇生活工作，能激发城镇经济的活力，耕地集中在少数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手里，也有利于大型机械耕种，提高生产效率。一举两得。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城镇能够吸引农民就业，却无法让农民生活呢？主要原因是城镇的户口、房价、教育、医疗等问题限制了农业人口的融入。所以我们认为：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根子不在农村，而在城市。
城市的排外首先是由于城镇的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体系的非市场化导致的，这些体系是由政府主导建立的，是官办。主导思想就是为有户口的城镇居民服务的，从城镇管理者的观念上就不接纳没有户口的外来人口，因为一个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是有限的，能满足本市人口，城市管理者就算是完成任务了。对外来人口的覆盖既不是本职工作，也会增加很多额外投入。所以城市管理者对此是不积极的。但其实如果这些服务体系部分市场化，有一定比例的民间资本介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有受教育的需求就多建学校，就医的需求多就多建医院。再从机制上再取消户籍制度，淡化本市人口和外来人口之间界限，从体制上鼓励城市管理者投入的基础设施对全体居民的覆盖，中国的城镇接纳部分农村人口进城生活完全不成问题。
其次，城市的容量有限是由于城市规划行政色彩太重。中国绝大多数城市都是市中心为核心，依次向外扩展。好的学校，医院，商场、写字楼都在狭小的市中心。人口一多交通就瘫痪，学校和医院就不够用。而美国的城市规划完全是按照自由经济自主形成的，没有所谓的市中心（即使有也不受欢迎），都是多中心，以美国洛杉矶为例，整个洛杉矶地区是由几百个小城市分布而成，每个小城市都有自己的成熟的城市服务体系，市民不出区就可以满足生活需求，所以在交通、房价、医疗、教育等方面，美国的城市比中国容量大得多。
第三中国城市的高房价。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住的问题，而中国城镇的房价近十几年来爆发式的增长，使得房价高不可攀。这也泯灭了很多农村人口在城市安家的梦想。但从市场的角度看，很多城市频发爆出鬼城的新闻，城市房屋的库存是足够的，关键是有市无价的价格。这和这十几年房屋市场化过程中的腐败以及唯GDP论的政绩观有关系。一方面城市管理者可以通过推高房价增加GDP，另一方面在拆迁改建的过程中有很多灰色收入，很多城市都以高房价为荣，不以高房价为耻。
所以中央最近提出释放房地产库存，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一边居民全家挤在小小的屋子里辛苦的生活，一边高楼大厦都黑着灯，没人住，称为鬼城。让农民在城市能买得起房子，不是民生问题，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让农民有房住，不是农民自己的问题，是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发展的问题。这一点可以借鉴美国的房产税政策，美国的房产税每年大约是房产市值的百分之一，一百万的房子，一年一万的房产税，房产税的用途主要是建立公立学校。一个区的房子越多，房产税收上来的钱越多，该区建立的公立学校就越多。当然也有观点称，房地产税会从侧面推高租金，但是我们认为，租金是由市场决定的，而不是由房屋成本决定，所以，抑制炒房，释放库存，降低房价，房地产税一定是能起到作用。当然根本上还是要改变唯GDP论，和严厉反腐，这些中央已经在做。
在农业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再把大量的农民拴在土地上只有死路一条，但城镇化不能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城镇必须能够消化额外的农村人口，单从就业上讲，已经没有问题，但城市从文化到服务全方位的开放势在必行。这是每一个现代化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
当然中国农村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拖欠农民工问题，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强拆问题，这些都需要法制社会来强化对农民的法律保护，市场经济必须要和法制社会相结合才能开出繁荣之花。
中国农村问题不在农村而在城市，中国农村问题解决的方法在于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并重，从法律上保护农民，从市场经济上服务于农民，使农民放开手脚去城市工作、谋生，七八亿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一旦被激发，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富强将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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