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的一天，一个21岁的年轻人，口袋里揣着借来的300百块钱，在台北机场买了一张到美国西雅图的机票，那个时候航空技术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从台北到西雅图足足飞了三十多个小时，中间经停了很多地方。当飞机抵达西雅图的时候，他又累又饿，同机的其他人都纷纷转机去目的地，他也需要转机，但是他干瘪的口袋里的钞票已经不够他再买一张机票了。于是，他拖着笨重的行李，操着一口生硬的英语，四处打听灰狗巴士站，他要去的地方是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几千英里的距离，坐灰狗巴士要70多个小时，即便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距离也很少有人选择巴士作为交通工具，当他几经周折抵达路易斯维尔的时候，肿胀的双脚已经不会走路了。
美国灰狗巴士
在路易斯维尔路边的一间公厕门外，焦急的站着这位年轻人，他刚刚坐灰狗巴士从几千英里以外抵达这里，急于上厕所，可是厕所门口分明清楚地写着“只准白人使用”，他想找一间允许有色人种使用的公厕，可是找不到，他急得满头大汗，不敢进去，也不能离开，只能一直站在厕所门口。这是美国的种族歧视给这位异域青年的第一个下马威，可是美国人不知道，就是这个下马威，确立了这位在公厕门口徘徊的华人青年一生反对种族歧视的使命。
路易斯维尔大学工程系的硕士中，这位年轻人因为家里穷，奖学金还要寄一部分回家补贴母亲的家用，所以他甚至吃不起学校的公共食堂，每餐只能步行半个多小时到黑人区吃贫民窟的饭食，有时到了月底，贫民窟的饭食也吃不起，干脆就是，就着中国城的豆腐乳，啃面包或者白米饭。他住不起学校的宿舍，他就主动和残疾人租住在一起，享受政府对残疾人的住房补贴，承担照顾残疾人生活的任务。他曾经在一个阁楼上住过很久，阁楼顶太低，只能爬进爬出，在里面只能坐着或者躺着。
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
他当时的教授，出于对华人的不屑，从来不叫他的名字，只叫“中国佬”三个字，这在美国是非常具有侮辱性的词汇，几乎所有的华人同学让他隐忍，他痛苦的彻夜难眠，终于有一天，冒着得罪教授，取消奖学金，被迫回国的风险，庄严地提出：请称呼我的名字。种族观念根深蒂固的教授恼羞成怒，虽然从此不再叫他中国佬，但也从来不叫他名字，只是叫他come on。这位教授当时并不知道，他蔑视的称为come on的年轻人，日后竟然会成为甩他100条街的美国教育界的泰山北斗。
这位年轻人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每天坚持学习14-18个小时，连吃饭的时候都捧着书看，他花了短短20个月的时间，就得到了路易斯维尔大学的工程硕士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另一个硕士和博士学位，这个记录至今无人能破。
二战结束之后，由于日本战败，琉球群岛包括钓鱼岛一直是美国托管，但是1970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没有征得中国大陆和台湾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要把钓鱼岛连同琉球群岛交给日本，这引起台湾留美学生的极大愤慨，“保钓”运动从此开始。
那时候这位贫穷但努力的年轻人才三十出头，已经留在美国西海岸著名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到了热系统工程系系主任，管理着几十位教授，但他不顾自己刚刚加入美国籍，也不顾学校对他的器重，毅然决然走上街头，站在旧金山中国城的花园一角公开演讲，强烈批评美国政府出卖中国的行为，也强烈批评台湾当局的暧昧态度。事后他受到情治人员恐吓，也上了台湾的黑名单，一旦回台湾，就要受到通缉，但他丝毫不惧，因为他在童年和少年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国仇家恨在心中是永远无法泯灭的。
时光荏苒，20年之后，当年那位年轻的热系统工程系系主任已经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执行副校长了，他讲课讲得好，受到学生追捧；为人谦虚平和，同僚关系好；他善于沟通，特别能为学校筹款，他逐渐成为美国教育界的重量级人士。1990年2 月15日加州大学董事会正式任命他为伯克利大学第七任校长，此时的他已经54岁了，他是全美著名公立大学的第一位亚裔校长。他是伯克利122 年历史中的第七任校长。
他就职后致力于用“文化多元化”改造这所世界公立大学排名第一的学校，鼓励不同肤色的学生进入伯克利。午餐时间学校里著名的的史普罗广场就像个小联合国，各个族裔的学生穿梭往来，也有很多各族裔社团的摊位纷纷出来展示，比如亚裔美国人基督徒协会、非裔美国人卫生及教育促进会、少数族裔立法促进会等等。各种标语和旗帜形成一幅种族大拼盘沙拉的样子。这位华人校长则经常走在广场上，和各个族裔社团交流寒暄，他的存在宛如一个强大的纽带，连接着伯克利大学的各个族裔团体。
他经常告诉别人，他为什么要追求伯克利大学的文化多元化，他说：“身处一个多元文化的国际社会，如果不考虑差异性，优异性就没有意义。事实上，差异性可以提升优异性。三十五六年前，我就像个难民。我从没想到我会坐在这里，成为这所伟大学府的校长。这就是这个国家所提供的惊人机会。”
因为追求平等与多元，这位华人校长曾经在家中被激进主义者刺杀，所幸他没有睡在卧室而幸免于难，刺客被警察击毙。遇刺后的早晨他仍然坚持到学校开大会，接见学生，他告诉所有的学生要安心学习，不要因为此事而有一丝一毫的担心，不要分神，因为对于校长来说，让学生专心的学习是他的第一责任。
他对学生的爱无处不在，有一次学校考试，他在各个考场巡视，发现一名学生在考场外面呕吐，他让这位学生回去休息，并且告诉监考老师给他缓考，更难得的是，为了不耽误监考老师和其他学生的时间，他还亲自拿纸巾擦拭处理学生的呕吐物。在场者无不动容。
60年代初期，美国国会通过“平等权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意图改变美国社会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增加少数族裔在就业和就学方面的机会，加大系统后来采用的配额招生政策，便是这项法案的结果之一。这项政策最起码保证了有色人种在伯克利大学有基本平等的入学机会。
可是从1995年开始，柏克利大学就有校董公开表示反对平权政策，反对配额招生，很多对少数族裔有歧视的人开始在校园内辱骂少数族裔，公开讨论有色人种学生是否拉低了学生的整体素质。这时，这位华人校长挺身而出，他对学生们说：“这段时间是痛苦的，充满情绪的发泄，使有色人种轻易地就成为仇恨的目标。然而，我相信所有深具良知良能的人都会站在一起，共同打击这种令人无法宽容的行为。”针对那一种肤色学生的素质高的问题，他还说：“目前，伯克利大学白人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的比例接近，有74％的学生在五年内毕业取得学位。但是在50年代中期，柏克利大学校园内绝大多数是白人学生，只有48％的学生在五年内毕业。”
但是对少数族裔有利的平权政策终于被学校董事会抛弃，1995年7 月，加州大学系统的招生政策出现了一次历史性的转折。校董会不顾总校长与九大分校校长的一致反对，取消平权政策，恢复“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招生方式。一旦人人平等，华裔、拉丁裔等母语不是英语的少数族裔，分数上得不到一点照顾；非洲裔、印第安裔等母语是英语的学生，成绩却普遍比不过白人。所以，平权政策一旦取消，用不了多久学校的白人和英语好的黄种人就会成为主流，其他人种会逐步减少。看似人人平等，其实是最大的不平等。
这位华人校长，公开在电视上表态反对校董和州长的决定，很多人说这在政治上太不成熟，因为木已成舟，再去反对只能树敌，于事无补，可是华人校长说，在一个民主的社会，每个人都要有发表真实想法的权利和义务，他作为校长更应该全力以赴表明态度，而不是仅从结果的角度出发看问题。他说，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1996年7月7日。在学校董事会取消平权政策一年后，也就是这位华人校长任职整整7年后，他郑重的向学校提出辞职。在这七年间，他在世界各地奔波，为了学校筹款，物色人才，不辞辛劳。七年，他只休息过一次7天的假期，那还是他的办公室装修，不得不休息。
他在辞职前的最后一件事，是在伯克利大学建立了一个奖学金，奖学金由两百多位历届校友捐赠创办，用来帮助家境清贫的学生完成学业。
田长霖
这位华人校长有三个孩子，都毕业于伯克利，2002年，华人校长因为脑癌，在美国去世，享年67岁。美国总统克林顿发去悼念信，深刻缅怀。这位华人校长名叫田长霖，他1935年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 1937年4岁的时候，卢沟桥事变后，举家逃难，来到上海，1941年6岁的时候，日本人打到上海，又举家逃入租界，1947年7岁的时候，他父亲田永谦担任上海财政局局长上海市银行董事长，组织上海的金融改革，田家如日中天。1949年大陆解放，田家败落，逃到台湾，田长霖在台湾念高中并服兵役，1956年 21岁的田长霖怀揣借来的300块钱，前往美国肯塔基州读书，开始了他的求学之路。
田长霖把一生的事业献给了伯克利，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一个背井离乡的难民留学生，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他一生致力于在一个最不平等的世界中追求平等，他虽然入籍美国，却从不忘自己的祖国，勇敢的对不公平的钓鱼岛归属问题振臂高呼，勇敢的对歧视华人的行为说不，他是全球教育界丰碑，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附：伯克利大学著名华人教授和学生名录
孙科（孙中山长子）、赵元任、张爱玲、陈省身、丘成桐、李政道、宋楚瑜、蒋梦麟，唐明照、吴健雄、朱棣文、庄小威、沈元壤、杨培东、李远哲、钱泽南、胡先骕、田长霖、林同炎、孙正义（日本企业家因为中国人熟知而列入）、王雪红、蔡少棠（其大女儿蔡美儿就是著名的“虎妈”）、钱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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