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回答1986：那些年你坐过的火车浓缩了中国人的千姿百态

春节的爆竹掩不住隆隆的火车声，今天初七，又到了离开家乡，重返工作的日子。

几十年来，铁路承载着中国人太多的关于返乡和离乡的情结。我们带着大包小包坐着火车回到父母亲人的身边分享一年的喜乐忧愁，亦要独自一人背上行囊走上月台，回到为梦想拼搏的城市中。

本文来自微信公号理想国（id：lixiangguo2013），作者王福春。LinkedIn中国获授权转载。

1977年文革一结束，我（王福春）在三棵树车辆段工会当干事，写写画画搞宣传。工会主席让我拍老摸照上光荣榜，当时工会没有相机，我到技术室借了一台海鸥120相机，一拿起相机再沒有放下。我形容自己一台海鸥相机起飞，一直飞到今天。

那时每天坐火车通勤上下班，拍列车员为旅客服务，拍车站服务员扶老携幼，端茶倒水等好人好事，单位开始技术大练兵，大比武，大会小会全拍，有典型的投哈铁前进列车报和人民铁道报发稿。我到今天还珍藏当年发的照片报纸，说心里话，摄影起步，还真的感谢前进列车报和人民铁道报对我的支持。

1984年为了摄影，我从三辆调到哈铁路局科研所，任专职摄影师，享受职工免票，为我拍铁路提供方便,先后跑遍哈局管内的所有火车，后来我跑遍全国铁路线，利用坐火车的机会，发现火车里好多有趣的故事, 顺手拍下来，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当专题拍，我的镜头一直没有离开过铁路线，一拍就30多年。

30多年来，我北上漠河，南下广州，西奔格尔木，东至上海......乘坐列车几千次，行程20几万公里，拍摄近10万张底片，留下了人生旅途的印记。

火车是一个流动小社会，临时大家庭。中国人出行首选坐火车，80年代初期民工潮开始涌进车厢，人满为患，乘车难，买票难。就在那时我在火车上拍片，遇到很多困难和危险，可以这么说，我的摄影作品是用生命代价换来的。我这人活的比较简单，头脑也简单，除了摄影以外什么都不想，所以摄影成了我一生的致爱，付出代价也大。我的肋骨曾两次骨折，左腿胫骨骨折，三九天掉进松花江，掉进镜泊湖，坐汽车掉进兴凯湖，几次大难不死。

1986年，从哈尔滨开往北京的18次特快列车上第一次出现电视机，全车厢的人都抬头聚精会神地看电视。80年代中期，电视机在百姓家中还很少见。

1987年，双峰—长汀。

1989年，从北京开往广州的列车上，旅客自带收录机在车厢里收听邓丽君的歌曲。80年代，邓丽君风靡全国，她是20世纪歌坛中一颗璀璨的巨星，赢得了“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的美誉，她甜美的声音打动了整整一个时代。

1989年，双峰—长汀。

1990年，哈尔滨—上海。

1990年，哈尔滨—上海，他们的梦也许不是很甜，他的梦也许很苦......

1991年，从上海开往重庆的列车上，挤在过道的一个狭小空间里的一家四口。

1991年，从绥芬河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在拥挤的车厢内，一位抱孩子的父亲脸上显露出困倦的神情，但依然紧抱孩子。

1991年，哈尔滨—上海。

1992年，成都—上海。其实旅途并不都是温馨惬意的，劳顿和艰辛也会相伴左右，那直立的梦，那拥挤的车，都印证着人生的曲折。

1992年，从黑龙江省加格达奇开往古莲的列车上，各自占了一张长椅睡觉的男女青年。

1992年，从南宁开往北京的列车上，由于车厢太拥挤，这位年轻的妈妈想出了用八宝粥的铁罐来当作“临时厕所”，以解决儿子的内急。

1993年，成都—重庆。

1993年，从北京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上，站在车厢过道对镜剃须的老人。

1993年，从兰州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上，开怀大笑的祖孙俩。

1993年，昆明—北京。

1994年，北京—哈尔滨。一印渴望的吻痕，一个挤得很近的梦......

1994年，北京—沈阳。列车上相互依偎的情侣。

1994年，从北京开往沈阳的列车上，打麻将的旅客。

1994年，哈尔滨站蜂拥上车的旅客。

1994年，沈阳—大连。1987年“大哥大”进入中国，成为加速人们信息沟通和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在那个年代，它是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它的出现也意味着中国步入了移动通讯时代。

1995年，从哈尔滨开往五常的列车上，座位上的旅客饶有兴趣地看着鸟笼里的两只小鸟。

1995年，从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列车上，在宠物狗旁吃方便面的女青年。

1995年，从武汉开往长沙的列车上，车厢太拥挤了，一位光膀子的男子竟然躺在了硬座座椅靠背上，为防止自己摔倒，他不得不用手抓住上面的行李架。

1995年，兰州—北京。

1995年，武汉—南宁。“站着的孩提的梦是我不忍看到的，就在按快门的一瞬，刺痛了我的心。”

1995年。西安—西宁。一位年轻的父亲抱着他的孩子站在车厢过道内。也许由于他的孩子太饿了，他临时充当了“母亲”的角色，让孩子满足地在他的怀里睡着了。

1996年，从北京开往呼和浩特的列车上，空调开得太大了，乘客都钻到座椅套下去睡觉。

1996年，从成都开往北京的列车上，一位母亲慈爱地护着躺在座位中间的桌子上的儿子。

1996年，从广州开往成都的列车上，卧铺车厢内一位女青年坐在中铺拉起了二胡，她的自娱自乐吸引了上铺和下铺的青年男女的关注。

1996年，从广州开往成都的列车上，一位母亲小心地护着放在背篓里的孩子。

1996年，从广州开往成都的列车上，一卧铺车厢内对镜化妆的女青年和用电动剃须刀剃须的男子。

1996年，广州—成都。挤在一个下铺上的情侣，享受着片刻的甜蜜。

1997年，从牡丹江开往长汀的列车上，一位列车员高举一块印有放像车厢几个字的牌子走过，放像车厢即电视车厢。那时电视机还没普及，为增加铁路收入而专设放像车厢。这一年是中国铁路客运史上特别值得记忆的一年。从那年的春运开始，铁路取消“以棚代客”的做法，也就是说中国铁路从此结束了用“闷罐子车”运载旅客的历史。“以棚代客”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解放前，将用于装货物、牲畜的棚车用来运送旅客，棚车上无厕所、无水、无窗户。

1998年，从北京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车窗旁抽烟的女青年。

1998年，从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列车上，卧铺车厢内一位92岁的老方丈戴着白手套帮女青年把脉。

1998年，哈尔滨—吉林。

1998年，哈尔滨—齐齐哈尔。过年回家，把新拍的结婚照也搬上了火车。

1999年，北京—广州。

1999年，北京—绥化。

1999年，从北京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一个年轻人在餐车里用磁卡打电话。磁卡电话是中国原邮电部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从日本引进的一种公用通信手段，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打电话难的问题。随着通讯设备的发展，不久，它便被手机取代了。

1999年，从北京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上，卧铺车厢的过道里站满了做运动锻炼身体的人们。

1999年，从香港九龙开往上海的列车上，卧铺车厢内手捧哈达的年轻喇嘛，他们来自甘南拉卜楞寺。

1999年，哈尔滨—牡丹江。一方荧屏，展示了前进的轨迹。

2001年我的《火车上的中国人》画册出版了，我松了一口气。这么多年在火车上从没老老实实地休息过。心想，这次坐火车好好当回旅客，享受旅客待遇。可躺在卧铺上不到一个小时，心里像长草似的翻腾着，沒办法，又拎着相机到车厢里串了。这种感情欲罢不能，我真的患上了职业病，上瘾了。

过去拍片叫潜心摄影，现在叫潜伏摄影，就是不能公开拍，像特工人员。因为人们防范意识提高，什么肖像权隐私权都上来了，给拍片带来难度。让你删掉是客气的，给你一拳，踢你两脚，骂你几句是正常的。另外我也形容自己是职业“小偷”，我在火车上拍片两眼到处乱看，在车厢来回走，多次被旅客通报乘警，说我是小偷，乘警审讯查我证件，弄得我哭笑不得。这些年在车上拍片，练就了一双贼眼，列车到什么地段小偷多，小偷什么时候出场，我非常清楚。有时与小偷不期而遇，小偷以为我是小偷，其实他是小偷。

今天我再次踏上高铁列车时, 让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列车全变了,变成了陆地航班，流动的豪华宾馆。北京至上海不到5个小时，真是千里一日还。北京至广州不到8个小时，朝发夕至，给人民出行带来方便快捷。你再看满车厢人玩笔记本电脑、iPad、手机。上网聊天的、打游戏的、看电影的、听音乐的、炒股的、打手机的，玩微信的, 化妆的，美容的，车厢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