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了”三字，最能体现天威莫测、圣意难揣，但信息革命导致皇帝无法再用朱批“知道了”处理应对信息时，正是其权力终结之时。
文｜辉格
清朝皇帝在奏折上用朱笔批注时最喜欢用的关键词是什么？公开资料显示，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的馆藏，清代皇帝朱批奏折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就是“知道了”。以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所藏的曹雪芹祖父曹寅写给康熙帝的奏折为例，31 份奏折中批“知道了”三字的就有 15 份。
▍康熙回曹寅：“知道了。惟疥不宜服藥，倘毒入內，後來恐成大痳風症。出海水之外，千方不能治。小心！小心！土茯苓可以代茶，常常吃去亦好。”
“知道了”是满清奏折制度的产物，奏折制度康熙时代已有雏形，完善于雍正时代，乾隆时代则形成定制。“知道了”三字，虽是最通脱的大白话，但却是最能体现天威莫测、圣意难揣的汉字组合。
从信息与权力控制角度看，皇帝高频使用“知道了”三个字时，是皇权空前集中、大权独揽的时代，当出现信息技术革命，导致皇帝无法再以“知道了”三字处理应对信息时，正是其权力终结之时。
鸣锣、击鼓与狼烟
在电报出现之前，近距离的高速通信手段主要是鸣锣、击鼓，而远距离的通信则必须借助烽燧链、邮驿网以及信鸽。
非洲人将鼓的通信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一些城邦君主会供养世袭的专业鼓语者，用于传递情报和指令。而疆域辽阔的欧亚帝国更流行的通信系统是烽燧链和邮驿网。
▍西非话鼓（Talking Drum）可用来远距离（6-8 公里）通信。非洲黑奴贸易期间的奴隶也曾用这种奴役者无法理解的方式交流，后来毫无疑问被禁止了
击鼓很容易被认为是种非常简单的信息传递系统，无法传递复杂信息，但善用鼓语的阿散蒂人却向人们展示了击鼓可以怎样创造信息传递的奇迹。阿散蒂人 18 世纪在今天加纳共和国南部建立了阿散蒂帝国，但很快遇见了世界头号列强英国。
阿散蒂人在 1800 年至 1900 年间先后经历九次战争才被英国征服，一个落后的黑非洲部落联盟军队居然屡次击败如日中天的英军，最重要的法宝就是鼓语带来的军队机动优势和指挥效率。
▍阿散蒂输掉了战争，但许多英国军人仍对阿散蒂军队的战术技巧深表敬佩
在前电报时代，阿散蒂的鼓语可能是最高效的军事通信手段，它不仅传输速度快，带宽也不比电报低，而且是无线的。
鼓语很难在地域极为辽阔的帝国作为信息传递手段，欧亚大陆疆域辽阔的帝国会使用烽燧链和邮驿网，但烽燧链和邮驿网，修建、维护和顺畅运行的成本都极为高昂，只有欧亚大陆巨型帝国的皇帝才能负担得起。
▍建于公元前 5 世纪的波斯御道，可让信差在一周内走完近 2700 公里
汉代西北边境的居延都尉府沿额济纳河构建的一条 270 公里烽燧链上，有 270 座烽燧。为管理数百座烽燧并供应粮草，还须建立一个四级官僚结构和三级仓储系统，人员配置近 2000，而当时居延县总共才 8000 人家。
邮驿网比烽燧链还要庞大得多，明清两代，全国有 8 万多公里驿路，2000 个驿，14000 个铺，每驿 60-70 匹马，总计十几万驿卒铺兵和同等数量的马匹。
维持这样的系统需要雄厚的财政和劳役资源，在古代帝国的常设行政系统中，它占了很大比例。
以明代为例，明继承了元“人迹所及，皆置驿传”的庞大邮驿网路，每隔 10 里一铺、60 里一驿，分置铺长和驿丞，还有数量众多的驿卒。
如此庞大的通信系统，自然首先用于军事。中国古代的烽燧链和驿传系统皆以战事预警和军情传递为第一要务。
▍位于新疆库车县附近的克孜尔尕哈烽燧。在新疆境内分布有大量烽燧
唐以前有关通信系统的记载，多与战争有关。到了唐代，驿传事务明确划归兵部管理，为军事服务的目的不言而喻。《唐律疏议》中有言“邮驿本备军速”，唐穆宗在诏书中也写道：“使命往来，本于传达军情紧急。”
宋太祖在建国之初规定“诸道邮传以军卒递”，改变了以往由平民百姓充当役夫的制度。此后至清，驿传系统为军事服务的基本功能始终没有改变。
天威莫测“知道了”
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若想长治久安，除了各地派驻军队以应外敌入侵或内部叛乱外，还需要有效控制其庞大的行政系统。如果一个帝国人口规模达到千万人口以上，按一个行政层级只可控制 20 个下级单元算，这个官僚机器至少需要四个层级。
为防范官僚机器出现瞒上欺下，职权滥用，以及阻止上下级发展私人效忠关系，最高权力者除了在各级安插耳目、派出巡回监察官外，必须建立一套遍布全国的情报来源。
▍钟鼓楼是古代中国行政城市的标配，象征着权威和共同体的凝聚力
如果一个帝国的政权所处环境是被统治者充满敌意，甚至官僚机器的一部分本身就显得不那么可靠，它对官僚机器的信息监控和垄断就有特别迫切的需求，而被汉人视为异族统治者的满清恰好处于这种不利地位。
所以，利于皇权集中，强化皇帝信息垄断的奏折制度出现在清代实在是顺理成章。
在康熙时代，密折专奏的机会限于少数亲信和 60 多位省级大员，它是中国历史上首度真正有效直达皇帝的专属情报系统。曹雪芹祖上三代所担任的江宁织造，就兼负着为皇帝收罗江南情报的职责。
到了雍正时代经军机大臣张廷玉改革后。督抚以上大员上折直达皇帝，一般官员的折子由皇帝亲信大臣代呈，代呈大臣无权拆阅，折子到了皇帝手上后，朱批后原渠道发回，认可事项再写正式题本，朱批奏折回收保密封存。
▍奏折写好后装入封套，外包黄纸，置入匣内，扣上铜锁——两把钥匙分别由皇帝和具奏人保管
此前官员有事报皇帝，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两者都由通政使司进呈，“转手”程序使之实际上都是公开的，对皇帝来说，一者经办人员过多造成泄密，二者题本运转速度太过迟缓，不利下情上达。
除了提高信息传递效率，奏折制度最大的好处，是重要信息交流只在皇帝与上折官员之间秘密进行，中央与地方、内廷与外廷、都抚与司道，都形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至于皇帝则独处于信息垄断的地位。
这套系统将集权专制推向了前电报时代的极限。如果遇到皇帝关心的事，就不会简单朱批一句“知道了”，往往会用“再打听再奏”、“知道了再打听”持续追问。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的《叫魂》一书中，乾隆甚至会直接干预和全程遥控对一个乞丐的审讯以及刑讯逼供的尺度把握问题。
▍《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其中专门提到乾隆用以管控全国的信息系统
当然，皇帝全能全知代价是必须付出异乎寻常的辛劳，只做了 13 年皇帝的雍正留存的朱批奏折却有 41600 本，批语一千多万字，合每天批 9 本，写两三千字。
有清一代，皇权不断强化，信息不断垄断于皇帝之手，除了满清是外族政权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空前辽阔的版图。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后，大清帝国的领土面积高达 1300 万平方公里，是明朝民变之前的4倍还要多。
危险的信息革命
前电报时代，地域辽阔的帝国要维持有效的信息传递和控制，成本极为高昂。据《明会典》记载，万历五年（1577 年），全国驿传耗银达 313 万余两。如此成本并非任何时候都能负担得起。
▍和中国的驿站类似，日本为传驿系统设立的场所叫宿场。图为若狭町与京都之间的熊川宿
明代张居正时代，为减轻财政压力大举精简行政官僚机构，邮驿系统就是裁撤重点。到了明末，不仅地方官员克扣驿站经费，盘剥驿卒，崇祯皇帝也在“瘦马死道”、“人人思逃”的境况下下令裁撤驿卒。
但是，此举意外造成失业驿卒武夫纷纷加入农民起义军，其中就有压倒大明王朝最后一根稻草的关键人物——米脂县银川驿站的马夫李自成。
清朝吸取明末驿银累民的教训，“裁驿丞，归州县”，除了精简裁员外，还将驿站划归州县管理，以此减轻国家负担。
清代驿传路线主要以陆路为主，驿路的主要干道，以北京皇华驿为中心，串联各省省城和边疆重要城市，形成放射状的交通网。
▍鸡鸣驿城内驿丞署。距京 140 公里的河北鸡鸣驿是中国现存最大的驿站，八国联军进京后，慈禧太后出逃时曾居鸡鸣驿城贺家大院内
电报的出现，不但使信息可以瞬间传递，而且成本较也远远低于邮驿系统，只须一路竖杆子，且完全不受地形之碍。
效率更高只带来了有限福音，但对于试图垄断信息的皇帝来说，则是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地方政权也很容易建立起自己的通信网，帝国再也无法按照过去的方式统治了。

▍清全国驿站的五条干道路线
“庚子事变”后，东南沿海的封疆大臣居然私下联络达成“东南互保”，这种历史上从来不会发生的事之所以会出现，正是因为各地督抚已能相互通电，而此事的牵头者恰恰是当时控制电报局的盛宣怀。
更有意思的是，盛宣怀在 1911 年担任邮传大臣后，试图将各省自建的铁路和电报网收归国有，以便中央集中控制，由此引发的保路运动却导致了满清帝国的崩溃。
在信息不发达的年代，只要能有效隔断信息传递，不被传递的事件就相当于没有发生，但信息技术进步到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传递信息，而控制一则信息的成本远高于传递这条信息，对统治者来说，若不能有效控制信息，往往意味着灾难性后果。
2010 年 12 月 17 日，26 岁的突尼斯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虽然总统本·阿里很快亲自到医院慰问安抚布瓦吉吉一家，但是，自焚照片在总统抵达医院几天前就已上传至 Facebook（当时突尼斯的 Facebook 用户数量约为 200万），这时公众的情绪已经很不稳定了。

▍Facebook 世界范围内活跃用户图（2010 年），目前全球禁止公民使用Facebook的还有朝鲜、古巴、伊朗等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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