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在墓地上加个土堆?为什么西方人只选择插上一块墓碑?这是否说明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尊重祖先?
文|齐群
中国和西方埋葬死者方式的差异十分醒目。西方人墓碑下面平整的地面,和中国墓地上隆起的坟丘构成了鲜明的对照。直至今日,中国乡土居民对建坟起丘的热爱都未有衰减。在各种“自古以来”的东西方文化差异之中,坟墓的差别似乎最为坚韧,最能承受全球化的冲击。
▍西方的教堂墓地
除了不太受“西方那一套”的影响,中国坟丘在本国政府的打击面前也少见退缩。为了“节省土地”一类的目标,历次以“平坟”为明确纲领的移风易俗运动都曾搞得轰轰烈烈,然而 60 年的“斗争”过去了,土葬都已普遍改为火葬,不少地方农村地区的坟丘还是屹立不倒。
平坟运动后坟头又一夜之间屹立在田间
中国人的坟丘究竟从何而来,又为何如此受到人们的珍视,以至于地上土堆的形状,比死者本人在地下的保存形式更重要、更非坚守不可?
自然决定?
关于东西方墓葬形式的不同,最直观的解释就是自然环境的巨大差异。建造坟丘需要大量使用土方,在土层稀薄的地方便很不适用。比如说,古罗马和古希腊就不具备建造土堆坟丘的条件,因为地中海北岸和东岸的巴尔干半岛、亚平宁半岛以及小亚细亚半岛都以石灰岩地质为主,土层很薄,实在难以堆成坟丘。
在这种自然环境下,即使是能够调动大量人力的古代国王,也会选择就地取材,用大理石来建筑自己的陵墓。位列“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摩索拉斯基陵虽和坟丘一样建于地上,却是一个巨大的石头宫殿。
摩索拉斯基陵的想象复原图
另一处外观与东方坟丘略有相似的迈锡尼遗址,也只是在外面覆上一层土,土下面还是用石头垒砌而成的宫殿。新近在希腊北部发现的疑似亚历山大大帝家族墓葬,也是先建成巨型的大理石建筑,再用土覆盖。
迈锡尼的墓葬遗址
与帝王相比,民主时代的希腊公民的埋葬形式要朴素得多,一般是埋在城邦的公共墓地。根据文献记载,这类公墓也不存在坟丘,只是立有墓碑,记述墓主的事迹。罗马公民则葬在家族墓地中,有些位于城外的平地,有些则是在地下开凿出来的石洞。
在同样缺少土层的中国西南部,先民们也没有建造过坟丘,甚至连墓葬都给省掉了,将逝者放入棺材后直接保存在悬崖开凿的洞里,还有时放到木村支撑的架子上,形成奇特的“悬棺”墓葬。
四川省宜宾市珙县僰人悬棺
最早诞生土堆坟丘的地方,自然也拥有适合这类墓葬的自然条件。东欧平原的土壤层颇为深厚,结果早在公元前三千年的青铜时代,就有游牧民族在此建起醒目的土坟丘,以便日后在茫茫草原中识别墓地的位置。
在这类墓葬中,游牧者用石头垒起圆圈,然后用土堆起圆锥形的坟丘,最后用粗壮的树干覆盖在土堆上,支成帐篷状,在大草原上异常醒目。到公元前 8 世纪-前 3 世纪时,斯基泰人也对这种坟丘颇为青睐。
这种原始的坟丘墓葬也严重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几乎只适合在草原中使用。随着纬度变高,这种坟丘也就变得不再普遍,因为进入北方的森林地带后,它就很容易遭到树木掩藏。
东欧平原青铜时期的古坟
然而,自然环境并不能解释东西方墓葬的差异。在与东欧游牧民族环境类似的北亚地区,游牧者们就没有立坟丘的传统。而在同样土壤深厚的古代中原地区,人们也很少建造土堆坟丘。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决定了坟丘风靡于中国,却在西方消失?
宗教因素
宗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原居民和北亚游牧民族不建立坟丘,都和他们的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上古时代,周人就不建造任何坟丘,以至于我们至今都没能发现任何西周王陵。其原因在于,周人有“敬天法祖”的宗教思想,在圆坛祭天,在祖庙祭祖,将祖先崇拜与最高的皇上天崇拜合二为一,因此埋葬祖先之后无需再前往祭祀,也就不用建造坟丘来标识其位置。
陕西省岐山县周原凤雏村先周宗庙遗址复原图,这个大型建筑被认为是周人祭祀祖先的地方
北亚游牧者的情况也有类似之处。周人本就被认为是从西方羌戎之地迁至关中的,匈奴、蒙古人的信仰因而与其颇有相似,也以先祖、上天为主。因此,匈奴人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留下了墓葬不封树的记载,突厥人则以石雕人像作为坟墓的标志,蒙古人也多用敖包祭奠逝者,都不讲究坟丘。
突厥墓葬的地面石人
东亚诸游牧民族的皇上天(腾格里)信仰还只能算是萌芽,真正将宗教与墓葬的关系演示得清楚无疑的,还是亚伯拉罕诸教的一神信仰。
基督教墓葬的形制可以追溯到其发展的最初时期。由于该教刚进入罗马帝国时属于底层教派,还遭到官方迫害,因此基督徒多被秘密葬在地下洞穴之中。到公元 8 世纪后,大部分基督徒开始葬在教堂周围,由此形成了教堂墓地。为向天主表示谦卑,基督徒的墓葬不起坟头,只立起一个墓碑以方便识别。
古罗马基督教地下墓穴
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这种没有坟丘的墓葬形式便扩展开来。在东欧,公园 6-10 世纪的斯拉夫人本来是继承东欧草原先民的墓葬传统,习惯建坟起丘。但随着东正教的传播,斯拉夫人也就抛弃了坟丘的传统,采用了一般基督教墓园的形式。
东正教墓地
同属亚伯拉罕宗教系统的伊斯兰教也不讲求坟丘。《古兰经》和教法中明文规定,穆斯林的墓上不可有高大华丽的建筑,土堆也不可高于地上半米。
但在具体执行中,这种规定也并非所向披靡,如在流行过佛教的中亚地区,从古印度逐渐传来的“塔葬”便没有被日后传来的伊斯兰教推平。至今,我们仍能在新疆的穆斯林公墓中看到它的痕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疏附县一座墓地:佛塔式建筑与穆斯林墓葬结合
环太平洋
西方人和古代东方游牧民族的“不封不树”是基于宗教的缘由,那么中国人执着的坟丘又是源自何处呢?
事实上,当代中国人仍然热爱的坟丘并非东亚独有,而是一种跨太平洋的文化现象——丘墩崇拜。这种文化现象最早出现在中国东部的沿海地区,早在上古时期便随着先民迁徙传播到了大洋彼岸的北美洲。
在上古中国,丘墩崇拜最显著的地区是沿海的华东吴越文化区。在当代的环太湖地区,已经考古发现了大量的上古方锥土墩坟。在北美洲,墓葬丘墩则集中于俄亥俄、肯塔基和五大湖区一带,通常呈圆形或椭圆形。
太湖平原地区新石器时期遗址分布,部分遗址发现了祭祀土墩和墓葬土墩
在具体形式上,北美原住民墓制的三种形式也与中国的古老坟丘非常相似:一种是在地上挖竖坑作为墓穴,填土后再隆起坟丘;一种是在地面用石块垒做石棺,然后隆起坟丘;最后一种是在地面上用石头垒起石室,再填土隆起坟丘。
尤为相似的是,在密西西比河下游,我们还能看到大规模的墓葬丘墩:上百具尸体一层一层的埋于一个巨大的土丘内,与新疆的小河墓地极为相似。
北美原住民常见的坟墓丘墩形式与一种特殊的埋葬丘墩。新疆小河墓地的沙堆下也是层层埋葬着尸体
一直到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太平洋两岸的坟丘发展之路仍然颇有重叠。随着封土为坟的墓葬形式从沿海传入中原地区(“吾从周”的孔子曾为此感慨),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墓纷纷拥有了四面坡的截顶方椎体封土堆,上面围绕着一层一层的回廊,并在封土堆顶部的平台上建起祭祀用的享堂。
这种封土堆发展的顶峰就是秦始皇陵:三级九层回廊,顶部有巨大享殿,构成了一个土木金字塔,其结构与美洲日后的阿兹特克文化中的金字塔神庙如出一辙。
秦始皇陵复原图与阿兹特克神庙
到汉代,皇族和贵族墓葬的封土形成了定制,此后中国坟丘便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魏晋时期丧事从简,曹丕葬曹操时,便不再建造巨大的封土堆,而是利用自然环境,开创了“因山为陵”的先例。这种传统风行至唐朝,结果唐代地陵常利用自然山体做坟包,大都气势恢宏。到宋以后,帝王不再追求高大的封土堆,但矮小的“宝顶”仍然存在。
上图是气势恢宏的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下图是清道光帝陵墓宝顶。以节俭著称的道光皇帝,死后对自己也极为苛刻,如此也造就了明清帝陵中最寒酸的“坟丘”
不过,奢华的帝王封土堆或可追溯到遥远的文化崇拜,但现代中国人的坟丘情节显然不能如此解释。
平民葬制第一次得到明确规定,是在宋朝朱熹的《家礼》中。该书将原本儒家经典中只适用于贵族的礼仪制度重新删改,在民间实行,其中规定民坟高度为四尺。从此以后,明清历代均以《朱子家礼》为蓝本制定民间礼法,对平民的坟墓作制度性的规定。
清代刻本《朱子家礼》,这是礼下庶人的重要标志
儒家宗法也并非民间墓制的唯一来源,佛道杂糅的民间宗教也很有市场。“坟”因此还有了全新的称谓——“阴宅”,与阳宅相对应。坟墓由此具有了特别的含义:它是人们逝去祖先的居所,与活人的住所同样重要。
随着时光的推移,中国人逐渐将这种逻辑发挥到了极致。富贵阶层的墓葬要专门请风水先生选址,流程如同给活人盖的房子。为了“阴宅”的完整,墓穴之外还要修建正式的陵园院落。而贫穷的人则往往把逝者埋在自家的耕地里,如同在自家的地产上建造房屋。
风水学中讲求的标准地势图(上图),这种位置阴宅阳宅都适用。中国南方流行的“太师椅”式坟墓(下图),是人为模仿上图制造的理想风水样式
阴阳宅对应
1949 年后,传统的丧葬习俗被视为封建迷信,土地也从个人所有变成集体所有,各家田间地头的“阴宅”——死者们的私有居住单位——自然也就显得不合时宜。然而,广大农民的居住空间——他们的“阳宅”——并未因轰轰烈烈的集体化运动而发生改变,其“阴宅”自然也未发生巨大的变化。直到现在,农村的“平坟运动”仍然常遭挫败。
但在城市中,不但可供修墓的土地被国有化,而且居民的居住环境也发生了巨变。被称为“赫鲁晓夫楼”的苏联式筒子楼盖遍了中国各级城市,人们无法拥有自己的土地和“阳宅”,死后自然也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拥有“阴宅”。城市周边的公墓便悄然兴起。
筒子楼与公墓的空间设计初步塑造了新时期中国城市居民的空间观与社会秩序
这种“阴阳宅对应”的现象一直持续到当代: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在更少的土地面积上装更多的人”成了各方面关心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房地产开发商和公墓的开发商采取了相同的策略:盖高楼。城市里的居民楼越盖越高,公墓也开始流行格子状的骨灰堂。
甚至在产权方面,城市居民对其生前的“单元房”和死后的“单元格”都只有有限时间的所有权——前者购买一次享有 70 年产权,后者购买一次只负责管理 20 年。
北京天通苑居住区新开高层楼盘与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的设计思路相同:在最小的占地面积上容纳更多的人
当然也并非人人如此:2008 年 8 月华国锋逝世后,陕西省交城县便耗资 3000 余万元,为其营建了一个花岗岩陵园,占地面积 4260 平方米,有 365 级花岗岩台阶,连接着下方 5000 平方米的吕梁英雄广场。
在中国城市里,也许只有这一类人,能够不用放弃对坟丘的坚守,在骨灰堂小格子以外的地方找到自己死后的归宿。
山西省吕梁市交城县的“华陵”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