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时期确实为韩国培养了不少精英，尤其是韩国国军的早期军官大都为满洲国军官学校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但并不能将韩国类比更为亲日的东南亚国家，双方国族建构的针对对象不同，韩国人很难接受日占时期宣传的“解放者”形象。在现实政治中，韩美日三国已经结成了特殊的战略同盟关系，韩国在不破坏同盟的前提下，和朝鲜搞出新闻让美国闭嘴，与中国在历史问题上配合叫日本屈服，这既体现半岛主体性，又能获得外交好处。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仔细分析殖民时期培养的军事精英，我们不难发现，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让威权时代的韩国政坛一直弥漫着反日情绪。李承晚就是典型代表：他在1952年单方面划定韩日海域，并占领独岛（日称竹岛）。作为搞韩国独立运动出身的文官，他理所当然会担忧占据军队主要指挥领导岗位的前帝国军人将威胁自己的权位，反日情绪在政界流行可有效消解白善烨等将领“取而代之”的合法性。
至于军队方面，在对待日本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使总统“消气”也是划算的买卖。韩日之间的主要纷争都是从那时开始的，分划海疆的李承晚线虽然在1961年即宣布取消，独岛却被韩方管治到了今天，无论怎么评定李氏独裁，任何一届政府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改变。
韩国在1954年、2002年、2004年发行的“独岛”系列邮票。朝鲜也先后在2004年、2005年、2014年发行了提及“独岛”的系列邮票
此后，前帝国军人出身的朴正熙的上台也并未开创一个亲日时代。一方面，反日情绪业已修成正果，不同的政治派别——尤其是左翼反对派都懂得开发它的能量。1962年日韩基本条约谈判时就有左翼过激派威胁金钟泌的人身安全；之后也有反对条约的“汉城三十万游行”，还有部分军部势力自作主张扣留日本渔民的事件发生。另一方面，强人朴正熙也正好肩负树立韩国国家主体性的职责，有必要顺应民族情绪，拿出不跟大国走的实际作派来，旧日情面不会扭曲他的政治目标。
朴正熙在满州军官学校上学期间曾用日本名“高木正雄”
再往后的第五共和国，反日情绪被有效利用起来，变成了贪财的全斗焕、卢泰愚等对日索要援助、贷款的筹码之一。后来，外务部长卢信永向全氏建议，改以韩国是冷战反共防御的前线为主要理由要求借款，这种手段才有所收敛。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日本闹出了历史教科书问题，起初只有日本左翼媒体大肆渲染，在韩国无人问津。直到人民日报发表态度强烈的批评，韩国舆论才为之哗然，逼得政府不得不作出反应。
扶桑社2001版与2005版的《新历史教科书》
在曾经留学日本的官员许文道主持下，政府主要强调的是“克日”、“胜日”而非“反日”，把日本看作一个韩国应当克服和超越的对象。从事件的来龙去脉看来，韩国之所以产生这种情绪，并非是受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刺激，而是受日本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刺激，但从结果上讲，反倒是韩国多了一个靠拢中国而疏远日本的理由。
不过直到今天，韩日关系也还没有走向“克日”运动者们预想的情形。尤其在军事方面，双方合作依旧亲密。日本航空自卫队近期在冲绳防空指挥所模拟离岛防卫，只专注于正面，对北方未作任何估计，就是因为“韩国预计出动第二舰队对此予以牵制”；而韩国要购买的F-35A，修理维护就必然放在名古屋的三菱重工。
哪怕是主权、历史之类看上去难解的死结，韩日之间的协调难度也远小于中日之间。12月28日，韩日两国政府代表就僵持已久的慰安妇问题突然达成协议，协商结果虽未达到韩国慰安妇受害者的心理期待，却很可能意味着这个两国间难度最大的历史遗留问题至此得到解决。这种妥协在中日之间，恐怕难以移植。
韩国“慰安妇”幸存者和民众在日本使馆前，参加星期三示威。韩国民间团体“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会”从1992年1月8日开始，每个星期三都会举行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的定期集会。来源：腾讯新闻《短史记》——为让日本道歉，韩国做了什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参战国意识到“全面战争需要全面性的情报支撑”，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或多或少完成对官方情报机构的专业定性与统合改革。而一战参战强国中，日本与美国是唯二没有跟随这个潮流的国家。
美国是因为一战后政府不愿继续在外国事务上有太多牵扯，同时也有“绅士不私拆他人信函”的守旧矜持。日本则是因为十九世纪末之后在对外战争上几乎从未受挫，日清、日俄战争时举国上下在“敌强我弱实力悬殊”的严重误判下，以倾国之力孤注一掷的心态出击，居然每次都是大获全胜。
日本画家小林清亲的版画，内容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因为日俄战争俄军败北的噩梦而惊醒
1920年代前各次大型战争中的情报工作缺失没有给日本带来立竿见影的损失，反而助长了日本军方与政界之后的盲目自信：既然过去每次孤注一掷都能大胜，没有理由在以后改行谨慎踏实的作风。大和民族既然是命定要代表黄种人崛起于世界的泛亚洲主义先锋，那么决策就不必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日本轻视情报工作还源自他们对西方国家的偏见。在国外拓展日本利益，“以兵威迳取之”的选项比布线埋子长年经营的地下活动更吸引支持扩张的军政要人。“决策须基于足够质量的信息”被视为腐朽没落的美英鬼畜怯懦习性，“地下活动颠覆他国”又被视为万恶所汇的共产分子阴险作风。
在这种强烈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氛围中，日本特务在制度效能、预算资源、人员地位上都是二战诸强国排最末，与其国家实力不成比例。
日本特务制度架构上偏重军部，外务省调查局在1934年后才正式设立。陆军省二部与海军省三部虽然理论上是全军种里最高级情报部门，但对下级单位没有实际的管辖力。海军各舰队、陆军各地区派遣军部、各编制单位，都有自设的“特务部”负责人员来源情报、“特种情报部”负责监听电讯与密码破译的通信情报。陆海军各高级单位为了因应战局，还会临时另设各种以植物与负责人姓氏为代号的“特务机关”来负责各种地下工作。
日本海军省三部在1944年至1945年间收到的情报总数，其中“特种情报”为电讯监听与破译的情报，“谍者”为来自秘密特工的情报，陆军省与外务省通报情报的总量之低可见部门之间的横向配合几乎不存在
这种制度架构看似罗天网地无所不包，其实效率并没达到军方预期。陆军省二部与海军省三部的情报来源只有自己直辖的监听机构与特工。各军、各师团的“特务部”只向指挥官负责，不向陆军省二部与海军省三部汇报信息，而各军各师司令是否向陆、海军省通报情报也只看自己心情。各地区派遣军部特设的“特务机关”只向所属军部负责，横向之间没有协调与配合机制。
1940年日本内阁试图设立内阁情报局作为全国各情报机构的协调部门，结果被陆、海军省一致反对。对比美军1946年的评估、占领日本后对原日本军官的讯问，会发现日军基层与美军对手有一致结论：日军特务机构经常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干啥。 这种结构效率下的情报部门自然不受尊重。军、师团以下的特务部门是作战单位的附庸，只需要提供敌军概况与动向等战术情报。
1942年南洋日军在“南进”行动大体完成后，干脆把军属特务部门裁并进作战单位。而陆、海军省直属的情报部门直接被踢出日本高层决策圈外，1941年11月决定“南进”国策的闭门会议，根本不通知陆、海军省的情报主管出席。1942年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时，陆军省二部部长有末精三少将发现自己部门的情报评估完全被参谋部门无视了。
日军南进地图
特务部门地位低下，在其中供职的人员地位随之低下。二战时日军风气崇尚武勇，鄙视缺少荣光的特务职位。青年军官若被调入特务单位，同侪会嘲笑他“是否身染贵恙无法上战场”。临时专设的“特务机关”们从各作战单位调人，要求大多是会外语就行。二战时曾在特务机构履职的日军将官有七十人以上，其中没人能在特务机构任上连过“中佐升大佐”、“大佐升少将”这两道中级军官升任高级军官的龙门。
日本情报军人与苏联同行们相比，宦途轨迹大不一样：“契卡”高官可以一辈子在肃反机构供职直到升任将军级别，而中国人所熟悉的土肥原贤二、影佐祯昭等特务机关长官，不论在特务机关长任上名气多大，也得任职作战单位指挥官后才能过“中佐升大佐”、“大佐升少将”两道龙门中的至少一道。1938年情报人员培训机构陆军中野学校成立后从军中优秀青年里选拔学员，特务军官在军内地位才有所改善，但直到战争结束，这些军中俊彦大都还是少佐。
陆军中野学校在静冈县设立了二俣分校，传授游击战技术。被称为日本最后的投降兵，在菲律宾打了30年游击战的小野田宽郎之前就在陆军中野学校二俣分校进修
特务单位和人员受鄙视，预算上自然也受气。1920年代初期，尚为太平年代，关东军情报部门每月的情报活动预算是100日元。时局紧张后的1936年，关东军情报部门年度总预算是926265日元。按同时代汇率比价来算，这笔预算相当于1929至1930年度苏军情报局柏林站预算的三分之一。中野学校开办后的第一年，用于“阴谋活动教学材料”的年预算是625日元，用于“阴谋活动研发”的月预算是200日元。
1941年太平洋战争已经开始，分管中南美洲情报工作、领有重点监控巴拿马运河交通任务的日本驻巴拿马大使致电国内索求拨款，预算额度是每月750美元，电文中还得提前申明“此数额或被认为太大不可接受，但实有必要”。1941年日本全部特务机构开支是4200万日元，占全国军事开支只有千分之三点六。战争失败的1945年军费暴涨，特务机构开支跟着涨到4亿日元，占全国军事开支还是只有千分之四点八。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情报活动总支出在军费总支出中的占比
可见，日本军队在思想、组织建设、人员升迁、资金资源调配等方面都十分轻视情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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