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勒诺瓦认为，幸福与否，端赖人如何认识、定位和捕捉那给予我们益处和馈赠的“美好时刻”。可在现实中，我们为何会对那些不怎么美好的时刻记忆犹新、耿耿于怀，而那些美好的时刻，转眼就给忘了呢？难道说，人确有一种记苦忘乐，逐臭大过审美的劣根性，或者更糟糕的，骨子里就已把悲催这两个字刻进了基因里去？
勒诺瓦说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按照进化论心理学，为了生存，比起记住快乐的时光，记住危险更为重要，这样我们就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并在日后防患于未然。然而，“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当我们经历安宁、美好、快乐的时光时，才更有必要意识到这种感觉，充分地迎接它，尽可能地培育它”。勒诺瓦建议我们听从哲学家蒙田的谆谆教导，不仅珍惜刻下的这份幸福时光，还要“更好地居于其中，通过这份参与……充分地掂量，斟酌，扩大这份幸福。”

弗雷德里克·勒诺瓦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勒诺瓦何以对电视、广告、智能手机、消费文化抱以不信任的态度。因为这些东西，时时都在提醒你不要满足于当前的美好时刻，因为还有更好的时刻在等待着你。或者提醒你，你的收入要么“被平均”，要么“拖后腿”了。这些东西不仅让我们活在他人对我们评判的“影响的焦虑”之下，还夸大了金钱的作用，让我们以为占有了金钱就占有了幸福。殊不知，金钱只有作为工具而非目的来实现我们不同层次的需要，才有其意义。否则，即使我们坐拥全世界最顶级的酒窖，而没有品尝这些美酒的味蕾和消受的肠胃，那么，留下的也不过是一个占有的姿态罢了。所以，勒诺瓦援引歌德的话说，“最大的幸福就在于保持个性”。欲享用美酒，须得培养味蕾和肠胃，要体验世界和生活，就必须提高个体的感受力。

《幸福，一次哲学之旅》
在《幸福，一次哲学之旅》一书中，勒诺瓦首先梳理了一遍人类幸福观的历史沿革。基督教时代，人们把幸福寄予来世，人若得拯救必在天堂而非此生。启蒙时代，人们将目光从天堂收回，而致力于在地上创造一个大多数人能得幸福的世界，追求幸福的权利被载入如美国独立宣言这样的建国文献中。而随着19世纪浪漫主义兴起，出现了对个人幸福追求的批评之声。人们认为幸福不过是资产阶级对平庸、安逸的向往（福楼拜为幸福所下的定义是“愚蠢、自私和一副好身板”），而不幸、忧郁和悲剧才是个人创造力尤其是艺术创造力的源泉。
到了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对幸福更是弃如敝履，忧惧、荒诞、疯狂成为如海德格尔、萨特等哲学大咖的中心话题。直至60年代末，人们厌倦了那些伟大却不能实现的政治理念，追求幸福的呼声才开始在反文化运动中重新响起。
由此可见，人们关于幸福的观念，是随时代、政治、经济、思想潮流的变动而变动的。因此，与其求取幸福的最大公约数而遭致非难，还不如从“幸福不是什么”来逆推幸福的本源，这是勒诺瓦在本书中屡试不爽的手段。
勒诺瓦说：“幸福绝不是对舒适的追求和对不适的拒绝”。因为有些较为沉重的体验却能够让我们成长，或者从长期来看是对我们有益的，比如为了学习或者掌握一门技能而长时间地付出努力，做手术或者吃一种味道让人难以恭维的药，或者跟一个与我们亲密相处却又令我们痛苦万分的人断绝关系，等等。
勒诺瓦的意思是要我们放长眼光，不要计较一时一刻的不适或不幸，因为幸福不是一种短暂的激情，而是需要从整体上来考量，需要一定的时间跨度。“我们说‘幸福’，或者说对我们的存在感到‘满意’，那是因为我们的生存从总体而言能够给我们带来愉悦，是因为我们在形式各异的愿望间找到了某种平衡”。
另一方面，勒诺瓦强调“主观幸福观”的重要性，因为幸福是一种与自我意识密切相关的人类情感，“要想得到幸福，就必须时刻意识到自身惬意愉悦的状态，意识到存在的美好时刻是我们得到的益处和生活的馈赠”。
诺勒瓦认为，幸福乃是人生的常态，只是在某些文化因素的干扰下，它变得半藏半露、奇货可居，乃至可望而不可及了。他说幸福的最大悖论在于，“其难以把握的程度与可以驯服的程度是一样的。它既取决于命运的安排与运气的好坏，也同时是一个需要理性和意愿的过程。”
平心而论，在关于如何让我们感到幸福这个问题上，勒诺瓦的解决之道近似“鸵鸟战术”。我们把头埋在草垛中，对外面的喧嚣世界不闻不问，专务精修内心世界，幸福感油然而生。同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样，勒诺瓦对不幸的真正根源——贫富差距、政治不公等等——是不置一词的。也许，对他们来说，调整个人心态要比进行社会改革容易一些，又或者，哲学本来就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恰当渠道。好在哲学煮成的“鸡汤”就算不能治本，但治一下标似也挺不错。而这，自然也就不妨碍勒诺瓦成为密特朗、希拉克、萨科齐等法国政要们的座上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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