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观察组成员约翰戴维斯与中共领导人们的合影，左起：周恩来，朱德，John Davies，毛泽东，叶剑英。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切当从1937年5月讲起。在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进一步明确国内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在对于“帝国主义与中国之间的矛盾”的问题上，作出了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调整为“准备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接下来抗战的岁月里，中共不仅仅寻求和苏联的联合，并且在可能的条件下同样要和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其他一切国家或政党（即使它们之前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开展合作关系。
由于本文将讨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美国的关系，所以根据开头对中共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这项政策为中共与美国开展外交提供了可能。但当时中共不为国民政府所承认，它与美国政府尚无建立起任何形式的关系。美国对中共也没有最起码的了解。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为了让西方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和事业，中共决定先邀请西方记者（特别是美国记者）访问苏区。像我们所熟知的如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等，他们都是在1936年到1938年间来到苏区或中共敌后根据地进行访问的美国记者。在他们日后留下的报道和文章中，这些访问者几乎都用赞美而又惊讶的语言描述着自己在“红色中国”的所见所闻：苏维埃社会是前所未见的，廉洁平等的；红军是纪律严明的，坚韧不拔的；中共领导人是真诚朴实的，为人民牟利的。而他们留下的报道文学则第一次为西方人开始真正了解中共提供了大量纪实材料。从此，在美国报刊上关于中国的报道不再由国民党所垄断，美国关于中国的舆论开始发生转变。另外，这些报道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对罗斯福政府制定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于中共而言，此举无疑是卓有成效的，因为她利用民间外交、通过西方公众舆论向美国政府成功地发出了合作呼吁。

1936年Edgar Snow为毛泽东拍摄的一张半身照。
皖南事变后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爆发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随即罗斯福总统派其经济顾问居里（Lauchlin Currie）赴重庆调解国共摩擦。2月14日周恩来会见了居里，向其阐述了中共的各项对内对外政策，也向其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若干材料，双方初步交换了各自的战时目标，也互相对彼此的政策表示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解。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与居里的会晤是中共领导人与美国高级官员的首次接触。后来，在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1卷里，可以看到居里对周恩来的最初印象评价极高，"The remarkable person, the glowing personality, the diplomatic genius, whoboth masterminded and embodied this effort was Zhou Enlai". 当时的美国为自身利益考虑是在远东战场让中国牵制日本，因此，罗斯福政府希望美国是在帮助一个团结抗战的中国，而不是一个国共内战的中国。从美国迅速出面调解皖南事变就可以看出美国希望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巩固，并且自过去三年各方面对中共建立起的最初良好印象来看，美国人认为这条统一战线的维持是可行的。对于重庆国民政府而言，由于其在抗日时期把争取外援的希望主要寄托在美国身上，那么美国当时对于国共合作所采取的支持态度势必在日后的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重庆政府限共反共的趋势。通过一段政治层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间节点上，国共美三方的外交博弈正在向中共所努力的方向靠拢着。当然了，要说到美国政府的官员们踏上苏区的土地上进行考察，并且与中共开始商议开展合作，那是发生在三年后（1944年）的事情了。

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上罗斯福与蒋介石交谈。当时美国需要支持中国继续抗日，牵制尽量多的日军，从而有助于美国的对日作战。但是罗斯福对蒋介石不是十分满意，他也在考虑当时除了蒋介石还有谁能领导中国抗战。
迪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
美国人在1942年初加入反法西斯战线以来，他们不断在对远东战场（尤其是中国战场）国共两党所领导的抗日力量进行评估。到1944年，随着国民党在主要战场的节节失利和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美国政府终于开始考虑同中共军队合作的问题。1944年2月，罗斯福电告蒋介石，称美国准备向延安派出一个军事考察团，目的是为了搜集日本在华北、东北的情报和研究将来或在中国大陆作战的各种可能性。这回美国官方终于准备深入探究一下“神秘”的中共正在干些什么、中共于这场战争中正在起着怎样的作用、以及中共是否值得美方给予援助。蒋介石对此的态度始终是十分抵触的，然而经过美方的多次坚持，蒋勉强同意了“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入驻延安。这是西方国家首次正式承认中共。
1944年夏，美军观察组分两批18人（由美国陆军、海军、战略情报局各系统派出）从重庆飞抵延安，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迪克西使团”的组长由时任中缅印战区情报官员包瑞德上校（Colonel David Barrett）担任，而观察组里的两个年轻人，约翰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和约翰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在此次中共与美国的军事外交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尤其是约翰谢伟思，他本是重庆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来到延安后，他在观察组中担任首席政治顾问。谢伟思是一个中国通，在美军观察组里中文说的最好，他还被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思（Clarence Edward Gauss）认为是最年轻而最富有才华的驻外使官。谢伟思在延安呆了三个多月，与毛泽东、刘少奇、秦邦宪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十余次会谈，他根据个人观察并综合自己在中国的多年经历撰写了百余份有关延安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秘密报告送至华盛顿。

Colonel David Barrett，John Service 于枣园窑洞前的合影。
谢伟思的报告：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这些谢伟思的秘密报告中存在着许多价值非凡的内容，值得反复阅读推敲。比如，谢在一份1944年9月8日的报告里对解放区的政治纲领作出了如下分析："The peasants support, join and fight with the Communist armies because they havebeen convinced that, the Communists are fighting for their interests, andbecause the Communists have created this conviction by producing some tangible benefits for the peasants. These benefits must be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 of the peasants. Whatever the exact nature ofthis improvement, it must be in the broadest sense of the term as serv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toward democracy."和那些来延安访问的西方记者相同，谢伟思对眼前看到的一切印象极佳，比起重庆国民政府的腐败低效，他觉得自己来到了另一个中国。在这名美国外交官看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是从理论走向实践的纲领，是民主的纲领。
正如谢伟思所言，中共政治纲领的民主性首先在于它享有群众支持和关心、促进大多数人的利益（巧合的是，正是在9月8日，毛泽东作了追悼张思德同志的讲演，后讲演稿经修改并取名为“为人民服务”一文）。第二，美军观察组想必看到了当时延安所采用的“三三制”统一战线政权政策和“减租减息”政策的是如何有效地，朝气蓬勃地实行的。关于此第二点，我们同样可以在谢伟思9月10日的报告里清楚地找到他的个人阐述："The Communist leaders stress the importance and precedence of these measures: limited rent-interest reduction to win the active support of the peasants, who are the bulk of the population; also, democratic self-government to bring all classes, particularly the landlord-merchants into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hence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谢伟思甚至由此推断道："The Communist Party becomes a party seeking orderly democratic growth toward socialism, as is being attempted for instance, in acountry like England … it becomes a party which is notseeking an early monopoly of political power … This is much more American than Soviet in form and spirit."

John Service 作关于中共军事力量的评估报告。
美国还是苏联？
事实上，不止是谢伟思，迪克西使团的其他成员（比如前面提到的约翰戴维斯）大多都对中共的政治解读同样是从其民主性出发，而得出中共的政策实际上更接近于美国人的观念、与苏联的模式相差甚远的结论。要知道，在当时的美军观察组里流传着把中国共产党人称之为"so-called Communists" (所谓的共产党人)这一说。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是否应该思考一下美国人这样来理解中共的原因呢？是美国的政治传统吗？是对共产主义不够了解吗？是出于对延安的新鲜感吗？是出于和国统区的对比吗？我想上述这些因素多多少少应该都是有的吧，不过若从美苏对峙的角度进行分析，似乎会是深刻的（虽然当时冷战尚未开始）。
众所周知，美国人对共产党政权及其制度始终是强烈地抵制和反对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布尔什维克严重阻碍着世界各国按照美国所希望的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虽然在二战时美国与苏联短暂结盟，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改变了敌视苏联的立场，仅仅是因为它们当时面临着共同的敌人：法西斯主义。可到二战后期，在法西斯即将失败，而美国与苏联两国空前强大的时刻，双方在世界各地的利益争夺已经拉开了帷幕。如此说来，迪克西使团的延安使命恐怕还得加上重要一条，那就是考察中共与苏联的实际契合度，从而能够帮助美国在战后对于如何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势力扩张和如何保证美国的在华利益做些准备工作。这也就是为何像谢伟思戴维斯等外交官不断从延安向华盛顿发报告的原因之一。

夕阳照映着远处的宝塔山，美军观察组成员则坐在路旁休息。
美国对中共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分化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从而保护美国的利益，不使苏联战后染指中国。而当美军观察组的成员们在解放区看到了统一战线、民主选举、减租减息、官民平等这些深得民心的政策，同时中共领导人们又对之热情款待，与之亲切交流的情形下，美国人开始相信中共只是号称信奉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却是与苏联不同的一个农业民主的政权。既然如此，延安边区政府就不会违反美国的在华利益。正如约翰戴维斯在Foreign and other Affairs 中写道，“中共并不是苏联的附庸，我们应给予他们充分肯定。把共产党人拉到我们一边而不是把他们投入俄国人的怀抱。”然后，谢伟思们就情不自禁地，也是不可避免地开始把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人的民主理想联系起来了。
猜不透的毛润之
迪克西使团的红色中国之旅给美国公众舆论界又吹去了一股清新的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接下来的对华政策。外交官们的报告在华盛顿竞相传阅，罗斯福总统及其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于1944年10月至11月再次开始讨论是否武装共产党军队、是否把中共纳入租借法案的援助范围内、促成中国的联合政府等一系列问题。而在另一边，关于中共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本人在1944 年末那个时间点上同样面临着中国共产党未来的外交抉择。在与谢伟思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告诉谢“我们需要美国的援助”而且“不指望得到俄国人的帮助”，他还说，“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互关联和相似的。它们在经济和政治上交织在一起。” 1945年1月，毛泽东甚至想通过迪克西使团向华盛顿发去密电，提议他本人和周恩来访问华盛顿，会见罗斯福，目的是向美方进一步说明中共革命的目标，并打算与美国建立经济合作关系。甚至后来1946年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停时期，毛泽东还曾让周恩来给美国人带话，“我要去华盛顿，而不是去莫斯科。”
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中共在抗战时期所制定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是不仅仅寻求和苏联的联合，并且同样要和抗日的“帝国主义国家”开展外交合作，这也许能够勉强地解释毛泽东的这种亲美倾向。尽管如此，从美国记者、政府官员到军人，我们的确看到了，作为一名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几乎每次在与“美帝”的接触中都显得是过分地亲近了（1936年斯诺来延安，毛泽东和他一聊就是十几个晚上，讲自己的身世，自己年轻时的经历，讲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这在毛的一生中绝无仅有）。另外，在1944年末，反法西斯战线已经明显地看到了胜利的曙光，那也就意味着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也要告一段落，即中共必须尽快地要在战后的两个对立的超级大国美苏之间作出选择。试想，就是在那个节骨眼上，毛泽东还是向美国抛去了橄榄枝。所有的这些不得不让人产生疑问：中共在抗战胜利前夕是否真的在严肃地考虑、争取与美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联合，而不是与苏联（至少毛泽东本人是这么打算的）？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宣称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要独立，就不能离开苏联的援助。
然而，自毛泽东信仰马克思主义起，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事实上直至六十年代中苏交恶前），在他所有公开发表的论文和演讲中，凡是涉及国际事务的评论，毛基本始终都是以强调意识形态和阶级立场的角度鲜明地站在苏联的一边且站在美国的对立面（除了国际统一战线政策是既联苏又联美）。特别是1940年初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这篇论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一方面它全面地深刻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向，同时又为未来如何建设新中国搭建了理论上的轮廓（笔者认为如果谁想要真正地严肃地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史，那么他就必须要反复咀嚼《新民主主义论》）。就是在这样一篇如此重要的政治论文里，毛泽东再次赞同并重申了两个阵营的理论：［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一经进一步尖锐化，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难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吗？这是梦想。全地球都要卷进这两个战线中去，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骗人的名词。］毛接着又写道：［如果说帝亦有东帝西帝之分，他联的是东帝，我和他相反，联一批西帝，东向而击，又岂不革命矣哉？但无如西帝们要反苏反共，你联它们，它们就要请你北向而击，你革命也革不成。］后一段话什么意思？“东方帝国主义”指日本，“西方帝国主义”指英美等西方列强，“他”指的是汪精卫。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也绝不可与英美真正结盟，并依靠它们的力量去抗日，因为这种结盟终究会使中国卷入与苏联的战争里去，如此中国革命就会失败。通过这两小段引用，反映出毛泽东的立场，那就是他领导下的中共会坚定地站在苏联这一边，而与美国和英国这些“西帝”之间画一条基本的界限，而且他也不打算带领中共走独立革命的中间道路。

Patrick Hurley 来到延安。
半程结语
因此，关于怎样解释毛泽东在那一时期对于争取美国所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至少在是表面上），东西方历史学家们观点不一。有学者认为毛当时把美国当成一张抗日时期的“百搭牌”，有学者认为毛到底是民族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有人认为中共其实是在借助美国政府来遏制国民党的限共反共，也有人认为抗战时期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几次矛盾使得毛在40年代初重新思考未来方针（中共与苏联的复杂关系本文不打算讨论）。的确，这个至今仍令人有些捉摸不透的问题再次反映出后人想要真正走进毛泽东内心深处之艰难。我想也许这就是一个政治家的纵横捭阖吧。不管如何，“中共与美国是否可以进一步地合作”这个让很多人都会觉得甜蜜的遐想从1944年10月开始没过多久便开始蒙上阴影。1945年1月初，赫尔利将军（Patrick J. Hurley）正式代替高思成为新一任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也在那时正经历着决定性的转折。很快，迪克西使团的多位成员被撤换了，包括谢伟思和戴维斯。赫尔利在访问延安期间对中共作出了怎样的评估？而又是哪些原因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迅速走向恶化？美国在国共谈判期间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我会在下半部分，“谈谈战后中共与美国的关系”里给出自己的分析。

图为美军观察组成员在向八路军传授战略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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