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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中心(The Washington Center)是家非盈利的教育机构,旨在通过实习、课程、公民社会、领导力论坛等一系列的活动,帮助来自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在校大学生们零距离接触美国的政治中心,为今后的职业发展做好准备。具体而言,TWC由不同的项目组成,包括Prudential Global Citizens Program, Ford,Governor,Business等;其中Prudential Global Citizens Program每个学期从中国大陆、台湾、日本、韩国、印度、巴西六个国家地区挑选20名在校大学生,并由Prudential Foundation全额资助进行实习,被认为是“含金量”最高的项目之一。
我有幸进入了理想中的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担任Hills Program on Governance的研究实习生。顺带感慨一下心酸的求职经历:华盛顿当真高大上,几乎所有实习生都是non-paid,但由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大学生们都纷纷涌入政治中心,就连非常小的机构竞争也还是异常激烈——直接相关的工作经历以及/或熟人的内推才是王道。
作为美国排名前三的智库(另外两家是Brookings和Carnegie),CSIS下设许多研究项目,包括中国问题、卫生问题、东南亚、南美、欧洲研究等等。但总体来说,CSIS的研究重点包括国土安全(Nationa Defense)、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区域稳定(Regional Stability)和影响到全球发展的跨国界挑战,如能源和环境。我所在的governance program虽然规模较小,但是其涉及到的“治理”话题却几乎可以和一切其他的话题相联系,比如政府治理、发展治理、能源治理等。
我的工作任务主要是research为主,包括对东南亚的金融市场监管研究以及东南亚各国治理指标(governance index)的挑选与排名。除去常规的研究工作之外,我还常常去参加各类研究中心的活动,包括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Brookings,Carnegie,Wilson Center,John Hopkins,Malaysian Embassy,US-China Business Council等,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当属跟随项目主席去参加美国国务院(US State Department)的会谈。
接到开会邀请时,兴奋之余我亦有三重惊讶:一是惊讶于美国国务院居然能够“大方”到接受普通外国人进入;二是惊讶于国务院工作人员居然“客气”到因为项目主席的一篇文章而单独邀请其会谈;三是惊讶于美国智库对于国家政策的影响看起来居然如此直接。
上个月主席写了一篇报告发表在了CSIS官网上,文章大意批评了美国国务院和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 每四年发表的QDDR(Quadrennial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Review)报告太虚太没有重点,完全不足以称之为“战略意义”。他同时也在文章中就“哪些应该成为长期战略重点”进行了列举、阐释和讨论。在发表文章之前,项目主席去信给国务院QDDR办公室,询问其是否愿意安排会谈;上周末收到对方电话,正式邀请他前往办公室,他们愿闻其详。

进入神秘的国务院,经过重重安检,拐过层层走廊,终于到了走廊尽头的QDDR办公室。一阵寒暄之后,对方的三名工作人员(senior advisor)坐下来开始会议。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既见证了智库对于政策制定的影响,也领略了公民对于国家部门的问责过程。
先是老板提出自己主要的论点,认为他们所指定的战略不足以称之为战略,更像是一个购物清单,不分重点不分缓急,统统都放在里面。接着他阐述了他认为的战略为何,意义所在,并建议他们不要一抹抓。
QDDR办公室的高级顾问面露尴尬,但却坦率的直面质疑:因为官僚体系的存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出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形势使得国务院很难”重视”某些问题⽽”轻视”其他问题。“我理解你说的这些问题,但是政府的资源有限,如果这份报告不能给国务卿和总统重点工作建议的话,那么它的意义又何在?”就此,对方表示,我们之前做过很多很多工作,开了上百次会议,我们也在试图寻找各方利益的交汇点......对于这些问题的提出,我们都相对来说很谨慎。最后,双方再次强调各自观点,表达了充分体谅的心情。
我非常赞同项目主席的想法,同时也能理解QRRD所说的苦衷。于是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我一会儿觉得这方说的有道理,一会儿觉得那个听上去也不错。会议结束后,我对项目主席表达了“困惑”的心情:到底哪方才更对?他微微一笑,说各方相互博弈本没有什么对错,至少大家都希望并在努力试图让整个政策制定过程变得更合理。

这只是美国智库影响政策的方式之一,决策影响力,即通过直接与政策制定机构接触,就特定话题提供自己的专业建议与解读。上个月参加的美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CSIS的亚洲问题专家Chritopher Johnson出席并受邀提供证词(testimony),就中美商业关系与中国发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供议员们参考。除了上述决策影响力之外,还有另外两种影响方式,学术影响和大众影响力,智库通过不同的⽅式对不同的社会阶层产生影响。
根据约翰·加尔通对社会各阶层与政策决策的关系的分类,社会结构有三个层次,分别是决策核心(decision-makingnuclear,DN)、中心(center)和边缘(periphery)。所谓决策核心层即是指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如政策草拟部门、立法机构、参议员等,他们掌握着决策权,对公共决策起决定性作用。在核心层以外是中心层,如媒体、企业界和学术界的社会精英等,他们尽管不具备决策权,但是具有一定的政策话语权。边缘层则是普通大众,他们一般距离政策核心较远⽽对公共决策缺乏足够的话语权,虽然从数量上来讲他们占有社会多数,但却不拥有与政策相关的信息渠道和表达能力,处于公共决策的“边缘”地带,起间接推动作用。
对于此次华盛顿之行,有不少朋友都对我选择“智库”这一行业表达不解,“你在智库的实习跟你以后的工作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回国之后也没像美国那样的智库运作体系,岂不是很亏?”但是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可以毫不功利地、近距离观察学习美国顶尖的智囊团:大型会议、研讨会、networking session等交流,都让我获益匪浅。整个机构大楼中,来自中国大陆学校的中国实习生(不包括美本和ABC)一共只有2名;国际关系研究大家如基辛格博士、Brzezinski,Zbigniew、前副国防部长约翰·哈姆雷(John J.Hamre)等就坐落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除了具体的知识和技能获得之外,我格外珍惜的是与项目主席一起工作的经历,从他身上我看到美国老一辈知识分子对于“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的执着,对于实习生的手把手的教诲和呵护,以及对于生活和工作的源源不断的热情——这一切正能量都令我由衷敬佩和感动。CSIS所探讨和研究的话题领域范围之广,学术气氛之浓厚,社会活跃度之高,政策研究影响之大(相比较而言),在赞叹的同时也不禁感慨,何时我国能有一批顶尖的高质量智库,为民立言,为国献策。

令人欣慰的是,就在实习期间的一天上午,浏览网页时看到习大大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校组上新鲜出炉的讲话。他坦言“随着形势发展,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尤其是缺乏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并作出指示,要“要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点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
或许此时此刻,“中国智库的春天即将到来”这一论断未免为时过早,但是智库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作用已不可否认。说到底,智库也是泛咨询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帮助“客户”制定战略规划与发展指南,确保其在风云变幻的世界竞技场中屹立不倒。我们要在这一领域有所突破,不仅要依靠有国际声望和政策影响的学者来支撑,更要着手培养一批有着国际智库经历的年轻人,鼓励他们去发现、探索、学习,了解智库的运作方式,掌握国际发声的规律,先接轨,再超越,最终成为我国智库建设的顶梁柱。
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段智库之旅正像是乔布斯所言的“点”(dots),是我有意为之而无意之所得,没有功利,心怀感恩。或许在未来的某天,这些点会生根发芽,带我找到属于它们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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