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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盛世，乾隆朝是盛世的“终结者”。
乾隆帝在统治的60年里，承袭其祖上既定的政治制度，使帝制臻于成熟而规范，又解决了祖上的遗留问题，平大漠、安定台湾、西藏、平苗乱、和睦周边，“十全武功”。
这些文治武功看上去与盛世终结挨不上边，实际紧密相连。再成熟而完备的帝制，都会面临过度使用的风险。即如乾隆朝，十全武功已经消耗了帝制的最优能量，高度集权而低效的体制，催生了比康熙晚年时期更多的腐败。
与此同时，苗乱复发、白莲教大起，还有如幽灵一般盛行的谣言，它们的到来，无不危及帝国秩序与权力的合法性。
60年间发生的海量历史事件，多少会是今日中国类似事件的“因”，而彼时彼刻的处理经验，或能为此时此刻提供“历史的教训”。乾隆朝的治理，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前近代中国帝制运行的绝佳范本。
让我们从乾隆帝登基之初的14个月开始，那是1735年10月-1736年12月。
雍正帝的遗产：6000万两白银+一打雍正之死的“谣言”
乾隆帝是顶着十多年的储君光环即位的，深陷立储之苦的康熙晚年对他印象甚好：聪慧，勇敢，多谋，他赞美弘历和他的母亲是“有福之人”“福将过我”，藩王胤禛常带着他在老皇帝跟前露脸。加上他是胤禛唯一活过成年的儿子，看上去，弘历注定登基。
这种史实从官书上投射到民间，演变的后果之一是，乾隆帝的名声盖过了雍正帝，野史论者甚至认为，雍正帝能当上皇帝是因为乾隆帝备受其祖父宠爱，爱屋及乌。
民间对乾隆帝的褒奖，可弘历，这位年仅25岁的新君，却未必会觉得是件光彩之事。他优秀的父亲——当时未必如此认为——留给他的遗产，远比康熙帝死后留给雍正帝的要多得多，他有6000万两白银和一套较为高效清廉的官僚体系。
亲密的胤禛弘历父子。
国库丰盈归功于雍正帝有效的财政改革：耗羡归公，把熔铸银两时额外的损耗银充公，用于养廉，官吏的灰色收入合法化。严厉惩贪，官员中饱私囊的频率得到限制。
加上由摊丁入亩带来的便利，使田赋不致隐匿太多，滚滚财源涌入国库。跟随康熙帝创立的奏折制度，雍正帝在集中皇权上再下一城，扩大上奏权，让更多官员进入他的权力视野。
善政没有给雍正帝带来好的名声，也许是夺嫡过程中树敌太多，他的即位留下巨大争议。政敌及其追随者在民间广泛传播各色谜团，曾静指控其害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十大罪状，这些极秘之事，万不是居于“楚地之边”的穷秀才所能知的。
审讯得知，指控的信源正是来自八爷胤禩的党羽。而随着雍正帝的去世，十三年的时间并没有抚平这些“谣诼”，他的死又平添更多“谣言”。
可以想见，新君乾隆左手拿到丰厚的政治遗产，右手上则是父亲的未竟之业：《大义觉迷录》中过分暴露的帝王心迹，满洲合法性统治危机，逍遥“法”外的曾静，还有外界对雍正之死的各种猜测。
雍正帝是1735年10月8日去世的，去世当晚，他最信任的大臣，大学士张廷玉和鄂尔泰被连夜召至圆明园。“惊骇”是二者后来回忆此事时最常用到的词汇，为表尽心，二者同时提到，在赶往觐见先帝最后一面的途中，由于事发仓促，坐骑上的屁股被磨出了血。
临死前，雍正帝没有当面告诉张廷玉等人什么，口头遗诏也没有。“龙驭上宾”，张廷玉、鄂尔泰说，皇帝有立储的密旨，只告诉了他们二人。总管太监即时找出，有着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继朕登基字样。弘历等人赶到乾清宫，取下正大光明匾后的密函，印证新君之位合法有效。
太监、权臣、储君、旨意，这四类形象往往是书写最高权力交接场景时必须要有的元素。雍正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储君的悬念保留到了最后一刻，让弘历登基顺理成章，不致再步他的后尘——执政13年，无论如何勤劳，得位不正的猜疑挥之不去。
初登大位，年轻的乾隆十分自信。
25岁的乾隆不同于他的父亲，他必须依赖张廷玉鄂尔泰等雍正指定的辅政大臣来弥补执政经验的匮乏。但有一事他显示出“乾纲独断”的能力，雍正帝去世后第三天，10月11日，乾隆帝发布上谕，要求内监“凡国家政事，关系重大，不许闻风，妄行传说，恐皇太后闻之心烦”，宫内有什么事，太监不许妄议，“宫禁之中，凡有外言，不过太监等得之市井传闻，多有舛误。
设或妄传至皇太后前……重劳皇太后圣心，于事无益，尔等严行传谕，嗣后凡外间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终难逃朕之觉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外界有什么传说，不许传到宫里。
太监是宫廷内外消息重要的传递者，乾隆放下诸多政务不管，发布的“1号文件”竟是要他们闭嘴，显然是意识到了什么。
乾隆“一号文件”：宫内外不许传递消息；僧道离开，不许造言生事
雍正带着争议上台，在十大罪状的“谣言”中执政，又带着巨大的争议死去。暴死说、自杀说、吕四娘刺杀说、被宫女勒死说、中毒而死说、自杀说等流传两百多年，衍至19世纪，演绎成诸多小说、野史。
有理由相信，这些说法并没有在刚即位的乾隆帝脑中形成印象，否则官书中不可能不留存任何蛛丝马迹，但流传于后世的谣言并非空穴来风，乾隆帝初政的一些举措，加大了上述“谣言”形成与传播的力度。
乾隆帝要求太监闭嘴的当天，再下谕旨驱除养在宫中的道士。这道谕旨颇堪玩味：
皇考万岁余暇，闻外界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
翻译成白话文，意思是说，父亲日理万机，有空的时候听说外界有炉火修炼的法子，明知道它是不好的，但偏偏要拿来看一看、玩一玩，所以召张太虚、王定乾数人进宫。在父亲眼里，他们是养宫中的闲人、市井无赖，“最好造言生事”，所以，“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
雍正“崩”于圆明园。从身体不适到死亡，有三天之久。
雍正帝当藩王时就有求仙问药的志向，登基后也曾命亲信李卫等人访求道士（具体可见杨启樵《雍正帝及奏折制度研究》，其中对雍正生前嗜道好佛的考证极为详密）。没有听信道士一句话，没有服用一颗道士炼成的丹药，让他们进宫开炉火修炼，“孝子”乾隆帝认为，父亲只是出于好奇。
这种对雍正死于丹药中毒猜测的委婉回应，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感。乾隆帝又在谕旨中说，雍正帝多次提及把他们驱逐宫外，这次顺水推舟，让他们各还本籍，理由是其“平时不安本分，狂妄乖张，惑世欺民，有干法纪，久为皇考之所洞鉴”，借雍正帝的权威行己所欲，给他们安上行为不端的罪名。
乾隆帝后来要求即将走人的道士，若在外“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绝不宽贷”。
放了他们，同时要求闭嘴，不许传播宫中秘事，否则就抓住“正法”，杀头。人们定然会问，为何如此迫不及待地堵住与雍正帝密切往来的道士之口？他的告诫更加深了民间对雍正帝丹药中毒说的猜疑。
乾隆帝不放心的还有僧人。雍正帝生前佛教造诣甚高，弘历在谕旨中夸赞父亲“于性宗之理，洞悉精微，深通奥妙”，并非虚美。但其日常接见僧人之举，又让新君联想起顺治时期活跃在宫廷里的僧人木陈忞。
这名僧人离开宫廷后，著有《北游集》，披露他与顺治帝交往情形，后来者又如玉琳琇等人，写有《侍香纪略》，民间得以窥见宫廷秘事。雍正帝将其列为禁书，而今僧人“陆续散出于外，其间品行不一，难保无借端生事之人”。乾隆帝也预为告诫：
倘因偶见天颜，曾闻圣训，遂欲借端夸耀，或造作言辞，或招摇不法，此等之人，在国典则为匪类，在佛教则为罪人，其过犯不与平人等，朕一经察出，必按国法、佛法，加倍治罪，不稍宽贷。
雍正道袍装。
急不可耐地封锁宫廷秘事向外传播的出口，无非是担心道士与僧人散播雍正帝好仙道嗜丹药、佞佛迷信的另一面。然而谣言不会止于防堵，乾隆帝高估了自己编造的文网，只要不形诸文字，道士们、僧人们说的自由定然会有。雍正帝炼丹中毒说，甚至死于春药说，仍旧扩散开来，“谣诼”附着于乾隆帝用来堵截信息的谕旨，流传后世。
雍正帝身上更增一大谜团，后人说起雍正，无论信与不信，都会说道一番。这些说法的口头信源，未尝不是来自逍遥“宫”外的僧道们。
即位“翻案”：违逆雍正谕旨杀曾静，满洲统治合法性危机质疑仍未消除
如果担心僧道对外传播雍正帝的死因，乾隆帝何不及时杀之？一说是雍正新丧，杀戮不吉。一说是乾隆初政，有意与其父执政风格立异，他要以宽得众，改变以严待人。
从乾隆帝登基后的14个月的所作所为来看，他确实在努力推行“宽则得众”的权力实验。比如赦免八爷党（康熙第八子胤禩、第九子胤禟）后人之罪，重归宗室，减轻年羹尧案中涉案官员的刑罚、，甚至起用或释放雍正帝已经定罪之人，清理文字狱，这让他的声望达至顶点，民间歌颂“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
不妨说，继承雍正帝大政，猛则济之以宽，宽则济之以猛，是乾隆初政的内核。但案件若危及统治合法性，乾隆帝毫不手软，例如曾静案的处理，有意“纠正”了雍正帝的宽大。
湖南秀才曾静投书岳钟琪咒骂雍正帝十大罪状案，众所周知。经雍正帝亲书《大义觉迷录》予以批驳后，更是广为流传。这份官书强力批驳明末清初思想家吕留良的华夷之别论，强调满洲统治中国的合法性。
然而借权力之手，辩驳无论多么有力，满汉矛盾毕竟第一次从台下走上台前，引发的清廷合法性统治危机竟延烧至民国，成为诱发汉民族主义意识的一大思想资源。
明遗民吕留良，主张严华夷之别，质疑满洲统治汉人的合法性。
雍正生前只是将吕留良剖棺戮尸，儿子斩立决，孙辈发配为奴。对曾静并没有动手，而是无罪释放，并留下谕旨“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求杀戮”。
然而乾隆帝即位1个多月后就翻案了：
曾静大逆不道，虽置之极典，不足蔽其辜，乃我皇考，圣度如天，曲加宽宥，夫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摒弃法外者，以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愤，着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即行锁拿，遴选干员解京候审，毋得疏纵泄露，其嫡属交于地方官严行看守候旨。
这份谕旨首先定罪名：大逆不道（咒骂皇帝实为大逆）。其次解释雍正帝为何不杀：天性宽仁（吕留良骂了我的祖宗，而曾静只骂我）。第三表达自己的理解：曾静的罪过与吕留良一样，吕留良能杀，曾静也一样能杀。至于二人之罪为何一致，乾隆帝并没有明说。
乾隆的处理逻辑与驱逐僧道一致，都担心二者会散播对己对父不利的信息，谁知道曾静从八爷党羽那儿获得了多少尚未公开的宫廷秘事？只是相比十大罪状级别的“秘事”、满洲合法性统治危机之类的谈论，僧道传播的雍正之死因，只是给茶余饭后增添的政治小八卦，这也可以解释曾静与僧道的结局为何不同。
《大义觉迷录》中的雍正心迹。
最终曾静被凌迟处死，杀掉他，能够“泄臣民之公愤”，但还是没能止住民间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质疑。嘉庆道光以后各种野史纷纷冒出，《雍乾嘉事记》《清宫遗闻》《满清外史》《清宫十三朝》几乎收纳了有关雍正帝从即位到死亡的一切“谣言”。
饶有趣味的是，吕留良后人吕四娘刺杀雍正说（杨启樵认为此纯属无稽之谈，见《雍正帝及其奏折制度研究》），最为人津津乐道，乾隆帝杀曾静的“翻案”之举，恰是这一说常常引用的例证之一。
结语当日后改良蒸汽机的瓦特在世界另一头诞生，英国鼓励专利发明的社会环境接纳了他。此时，初登大宝的乾隆帝忙着收拾雍正帝留下的残局。如何处理已经或即将到来的“谣言”，乾隆帝的态度与其父亲绝然不同。曾静咒骂雍正帝，质疑统治合法性，雍正选择亲自批驳，并将观点刊行全国。
乾隆则不然，驱逐僧道，严令封口，禁毁包括《大义觉迷录》在内的所有事关宫廷、雍正死因、合法性谈论的书籍，反抗雍正谕旨，杀了曾静。从其初政的这一表现来看，他倾向不惜一切代价围追堵截“谣言”，事实证明，围绕雍正帝身上的谜团并未散去。
所以十六年后，当同样面对民间咒骂其“五不解”“十大过”，乾隆帝大兴文字狱、禁毁书籍的行为也就不难理解。
文= 陈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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