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IS的全称叫做“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其头目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教为立国之本的、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上一个被全世界公认的哈里发国就是大名鼎鼎的奥斯曼帝国,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奥斯曼帝国的解体过程,也许会对今天的人们有所启发。

奥斯曼帝国开始于1299年,其核心是发源于中亚草原的突厥人。这个民族能征惯战,先是在欧亚大陆交界处的安纳托利亚半岛找到栖身之地,然后又以此为核心不断四处扩张,最终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它切断了欧洲和东亚之间的贸易联系,逼得西欧各国不得不四处寻找通往香料之国的新航线。哥伦布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驾船西行,“意外”地发现了美洲大陆,彻底改写了人类历史。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奥斯曼帝国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段时期唯一能在人口和疆域上和它媲美的大概只有大清帝国。但是,随着西欧诸国的崛起,奥斯曼和大清这两个在他们眼里的“东方帝国”反而成了落后和愚昧的代名词。对于这一点,后者肯定是不服气的。确实,文化的高低很难比较,但战争则是一件价值观非常明确的事件,输就是输,赢就是赢,没有中间地带,没法投机取巧。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曾经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最远一直打到维也纳城下,差点就把奥地利吞并了,他们怎么会服气呢?

但是,从18世纪中叶开始,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逐渐发生了变化,其标志就是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沙皇之间进行的3场大战。一开始奥斯曼帝国还能轻松应对,但1768年进行的第三次奥俄之战以奥斯曼帝国惨败而告终,奥斯曼苏丹不得不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卡伊纳雅条约》,把帝国境内的东正教教徒的保护权交给了俄罗斯。从此,俄罗斯就可以打着保护教民的旗号,合法地侵犯奥斯曼帝国的主权。
更糟糕的是,奥斯曼帝国不只是打输了一场战争,而是输的方式太屈辱了。俄罗斯军队威力强大的火器让奥斯曼骑兵的优势一点也发挥不出来,毫无取胜的可能。目睹了整个过程的奥斯曼将军们终于明白,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奥斯曼帝国再也别想打赢任何一场战争了。对于一个完全建立在军功上的帝国而言,这是最大的噩耗。
奥斯曼苏丹们可以对帝国经济的衰落、官场的腐败、文化的疲软和老百姓的怨声载道统统视而不见,但打败仗这件事是没办法装聋作哑的,必须立即想办法解决。清王朝如此,奥斯曼帝国也是如此。去过西方国家的帝国精英们意识到,仅凭奥斯曼帝国的光荣传统和伊斯兰教文明,是没法和强大的西方相抗衡的,只有放下架子,向西方文明学习这一条路可走。正是在这批人的鼓动下,奥斯曼帝国终于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并最终导致了它的解体。

这场改革大致可以分为3 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1789年上台的苏丹塞利姆三世,但其高潮部分要算是1839年由太子阿卜杜尔•麦吉德苏丹颁布的《花厅御诏》,这份文件标志着“坦齐马特”(Tanzimat,土耳其语意为“改革”)时代正式开始了。
《花厅御诏》的主旨就是向西方学习,模仿西欧各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但这份诏书和过去最大的不同就是提出了人人平等的概念,这就等于宣布奥斯曼帝国将和传统的伊斯兰教彻底决裂,奥斯曼主义将取代伊斯兰教义,成为帝国新的国策。
《花厅御诏》的颁布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的精英们终于意识到,西方的强大从表面上看源于其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实质上这种进步背后的动力来自其民族国家的政治组织方式。要想与西方对抗,就必须同时在政治组织的形式上对帝国进行改革。于是,精英们决定效法西方的绝对主义国家模式,力图通过吸纳与统一臣属于奥斯曼人的各民族,创造出一个奥斯曼民族,将帝国内部的各种势力整合到一起。而整合的具体方式就是先通过加强中央集权,把权力集中到苏丹手里,然后由苏丹主导,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

但是,事实证明奥斯曼主义行不通,“坦齐马特”时代延续了不到40年就结束了。1877年,苏丹哈米德二世废除了《花厅御诏》,开始了改革的第二阶段,即“伊斯兰主义”时代。苏丹哈米德二世并不反对现代化,但他认为改革若想成功,必须依靠伊斯兰教的势力,借助宗教的力量团结广大穆斯林,联合起来对抗来自欧洲的异教徒。
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原来,当帝国的精英分子们热衷于推行西化改革的时候,恰逢奥斯曼帝国经济衰退,农民、工人和小商小贩们都穷得吃不饱饭,再加上帝国为了推行奥斯曼主义,一直在弱化伊斯兰教的地位,遭到了广大教徒的反对,认为异教徒们利用强权抢走了本属于奥斯曼人的领土。更重要的是,坦齐马特时代的改革运动流于对西方的拙劣模仿,没有带来预期的成效,其结果就是让人产生了逆反心理,即“用贬低所憎恨的对手所重视的价值观来表示不满”。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转变是有些奇怪的,因为奥斯曼统治者从来没有在国内张扬伊斯兰意识,奥斯曼历史上居然只有一位苏丹去麦加朝圣过。但是当历史发展到19世纪中期的时候,伊斯兰教岌岌可危。奥斯曼帝国虽然已经没落,但整个伊斯兰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担当起复兴伊斯兰教的重任,于是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了伊斯坦布尔,这让哈米德二世产生了幻觉,认为自己可以借助宗教的势力重新称王称霸,恢复往日的荣光。于是他开始全面推行泛伊斯兰主义,向世界各地派出使者,要求伊斯兰国家承认奥斯曼苏丹的哈里发身份。1901年,哈米德二世派出的宗教代表团访问了新疆,代表苏丹慰问了这些地方的穆斯林。后来他还试图与清政府联系,希望在中国境内设立奥斯曼帝国领事,不过该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

最终,战争再一次粉碎了奥斯曼苏丹建立哈里发国的幻想。1912年巴尔干战争爆发,以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为首的巴尔干半岛居民受够了奥斯曼帝国的压迫,在西方列强的暗中帮助下揭竿而起,和奥斯曼帝国军队展开了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巴尔干战争先后进行过两次,虽然双方互有胜负,但总的结果就是奥斯曼帝国损失了大片国土。如果说输给西方列强还可以接受的话,输给原来的手下败将让奥斯曼人感到无比屈辱,不少人终于意识到必须彻底地实行改革,否则这个国家就要完蛋了。
巴尔干战争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促使各方势力重新进行组合,使得巴尔干地区的局势愈发复杂化,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奥斯曼帝国选择了和德国结盟,加入了同盟国组织。为了重振伊斯兰教,奥斯曼苏丹居然宣布对协约国实行“圣战”,结果证明奥斯曼人押错了宝,帝国军队装备陈旧,士气低落,无论是看似强大的德意志军队还是神圣的伊斯兰教义都救不了它,这场战争最终以协约国获胜而告终。

第一次世界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泛伊斯兰主义,奥斯曼的突厥臣民们意识到,无论是奥斯曼帝国还是伊斯兰教都靠不住,今后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值得一提的是,帝国军队在一战中只打了一场胜仗,那就是加里波利保卫战,那场战役的指挥官是一位名叫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的年轻军官,他被奥斯曼人视为民族英雄,因为那场战斗保住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对于奥斯曼人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凯末尔于1881年出生在马其顿南部城市萨洛尼卡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位木材商人,可惜在他7岁的时候就病故了。凯末尔服从了母亲的意愿,上了一所宗教小学,因为淘气被教务长打了一顿,因此他从小就对宗教产生了深深的厌恶。他后来曾经回忆说:我断然拒绝相信,在今天,在科学、知识、文明都全方位闪亮登场的今天,在文明的土耳其社会里,还会存在这样的人,仍然在这个或那个教长的指导下愚蠢地去寻找他们所谓的物质和精神的幸福。
凯末尔从小就对打仗感兴趣,梦想成为东方的拿破仑。小学毕业后他报考了军校,18岁时又考进了伊斯坦布尔陆军军事学院,这是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军事学校,被称为是培养禁卫军的摇篮。凯末尔虽然学习非常用功,但他不服管教,经常阅读禁书,还热衷于去伊斯坦布尔的新城区喝酒嫖妓,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校期间他积极参与了土耳其的地下改革运动,但不属于领导层。加里波利保卫战让他一举成名,在老百姓和军人当中获得了极高的威望。
一战结束后不久,西方列强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凯末尔率领士兵奋勇反抗,终于保住了安纳托利亚半岛。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奥斯曼帝国开始了第三阶段的改革。

无限的权力给了凯末尔充分的条件去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他连出3刀,第一刀砍向了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奥斯曼苏丹体制,逼得帝国最后一位苏丹连夜出逃。第二刀砍向了哈里发制度,把伊斯兰教彻底从国家权力体系中清除了出去。第三刀砍向了奥斯曼人的文化传统,强行修改了伊斯兰历法,强迫土耳其男人扔掉传统的费兹帽,要求所有土耳其人都要有姓,他还强力推行文字改革,取消了奥斯曼帝国的文字,改用拉丁字母来标注突厥发音。
所有这些事情,中华帝国的改革者都在某种程度上进行过尝试,但都没有土耳其做的那么彻底。
但是,凯末尔保留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民族主。一来他必须寻找一种精神力量来团结民众,而民族主义已经被历史多次证明是团结民众最有效的法宝。第二,所有试图迈向现代化的东方国家都存在一个悖论,那就是如何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保持自己的民族性。凯末尔做出了一个聪明的选择,他放弃了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标签,选择了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突厥传统作为土耳其的民族图腾,为此他甚至不惜编造了一个突厥传统,把西方文明的源头也算在了突厥祖先的头上。
1923年,凯末尔宣布成立共和人民党,并自任主席。同年10月29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经过投票后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国,定都安卡拉,并任命凯末尔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这两件事都有不少反对者,但投票过程中虽然出现了大量弃权票,但没有一人敢投反对票。
就这样,延续了600多年的哈里发国---奥斯曼帝国寿终正寝,现代土耳其诞生了,凯末尔被后人尊称为“土耳其之父”。

从某种角度来看,凯末尔所进行的改革可以被称为是一场以独裁的方式推动的一场“文化大革命”。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相信土耳其要想变得强大,除了西方化和世俗化之外没有其他途径可走,而这就意味着必须首先对土耳其的文化传统进行彻底的改革,如果不首先改变土耳其的国民性,提高国民素质,铲除土耳其文化中的劣根性和伊斯兰教对思想的禁锢,其他一切都是妄谈,包括民主在内。
凯末尔肯定不是第一个这么想的,却是第一个有能力这么做的。他在这场改革中所遇到的阻力一点也不比过去的几任立志改革的苏丹小,但他的前任们都没有他这样的威望和权力。作为土耳其的开国元勋,他有充分的条件成为一名独裁者,他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条件,强迫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完成了一次艰难的转身,这一点和哥斯达黎加的开国元勋费雷尔很相似。
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很好地诠释了什么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大部分东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是这种模式,问题在于,这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没有给人们留下选择的余地,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这就是文明必须付出的代价。
中国国民党一直密切关注着土耳其的一举一动,蒋介石曾经自比凯末尔,但他并没有学到凯末尔的精髓。倒是胡适看得很清楚,他在1935年写给室伏高信的一封信中说我和我的朋友的立场是这样的:凡文化都有他的惰性,都会自己保守自己的。少数先知先觉的思想家,如果他们看清楚“去腐”和“革新”的必要,应该站到屋顶上大声疾呼,不必顾虑破坏太多,更不必顾虑祖宗遗产有毁灭的危险。“真金不怕火”,这是我们祖宗的一句名言。真有价值的东西是毁不掉的。……我个人绝不愁东方遗产与东方文明的失坠。我所焦虑的是我们东方民族刚刚开始同世界人类的最新文化接触,就害怕他的诱惑,就赶快退缩回到抱残守阙或自夸自大的老路上去。
可惜胡适是个文人,历史没有给他足够的条件与时间来实现他的治国理想。
因为多年的戎马生涯损害了凯末尔的身体,他在57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此时土耳其共和国刚刚度过了自己15岁的生日,照理说条件尚未成熟。但凯末尔去世后不久,他的继任者就开放了党禁,举行了总统直选,正式拉开了民主制度的序幕。果不其然,土耳其的民主制度进行得并不顺利,从那时到现在,凯末尔党从来没有真正赢得过一次大选,获胜者都是偏向伊斯兰教的政党,这就是为什么土耳其几乎每隔10年就要来一次军事政变,亲凯末尔的土耳其军队先后3次动用武力赶走了伊斯兰党总统,保卫了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进程。这种情况直到2002年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亲伊斯兰教的正义与发展党在选举中获胜,该党主席埃尔多安运用高超的政治手腕成功地控制了军队,杜绝了军人干政的现象。但是,在某些人看来,此事也就意味着伊斯兰教在土耳其复辟了。
土耳其的未来究竟会怎样?恐怕谁也说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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