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两个世纪“时代思潮”的并行、演变和共振中,“东方—西方”的争论是最顽固的话题。如果说,东西方之争一开始只是作为民族应急机制下的产物,那么发展到今天,它似乎正以一种问题的姿态在趋向“亘古”。
今时今日,我们每天都在大量生产与之相关的口水、著作和学位论文。在近段时间大陆和港台的新儒学之争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东西之争在儒学内部也是如火如荼。
与“用似是而非的桩子把似是而非的事物圈起来”的东方概念相比,近乎同时进入中国近现代进程的另一概念“亚洲”,则明显被简化和地理化了。事实上,在19世纪,随着日本的崛起,“亚洲”概念作为一种思潮一度深入人心,并附有反殖民和民族独立的理想光辉。之后随着日本的泛亚洲主义和泰戈尔的亚洲共同体主张相继失败,历经近一个世纪的“亚洲”才因此冷淡了下来。
然而,时至今日,真正的亚洲依旧未经勘察。无论是日本泛亚洲主义式暴力的政治意图,还是泰戈尔式艰难的民众联盟,在今时今日,仍然有新的土壤。因此,重新审视“亚洲”概念的历史失败与未来可能,将比模棱两可的东西方之争更有助于理解我们自身的历史和现实。
对马海战
日本:泛亚洲主义的迷梦与破产
一种足够诚实的态度是,承认日本在明治维新到侵华战争前对亚洲形势和格局的强力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多半仍被视作是积极的。
1905年,日俄双方在朝鲜半岛和日本本州之间的对马海峡爆发海战,日方几乎全歼俄方舰队。这是自中世纪以来,首度有欧洲之外的国家在重要战争中击溃欧洲强国。英国时任印度总督的柯曾勋爵(Lord Curzon)在得知消息后,忧虑不已,他担心这场胜利的回声将像雷鸣一般传遍东方窃窃私语的观众,从而损害白人的威严。
然而,事实正是这么发生的。在中国、土耳其、埃及、越南和波斯的报纸上,四处充斥着对日本战胜可能造成之影响的猜测。对此,兴奋的甘地表示,日本战胜俄国的根须将会蔓生得很远,它将结出的果实是无法预测的。
以后的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当时还只是年轻的奥斯曼军人,听到消息后欣喜若狂,自此将日本视为学习榜样。人在伦敦的孙中山知晓消息后,也同样雀跃不已,身处孟加拉乡间的泰戈尔更是带着他的学生来了一场即兴的胜利游行。
弥漫在亚洲的这种兴奋之情,其背后的意涵在于,对马海战戳破了非白种人劣等的迷思,而且它还证明了亚洲国家也能找到自己通往现代文明之路。一时之间,大批亚洲知识分子和行动主义者纷纷前往日本,其中就包括1900年后东渡过去的数千中国人。
日本在当时被视为亚洲的典范,东京更是成了亚洲各地民族主义者朝觐的圣地,是亚洲公共领域的中心,它极大地鼓舞着亚洲各国的自强意志和反殖民运动。
与此同时,一种泛亚洲主义思想正在迅速蔓延。1907年4月,一些日本社会主义者、印度人、菲律宾人、越南人在东京组成了“亚洲和亲会”。梁启超在此结识了很多来自印度、印尼、越南、菲律宾的革命思想家和行动主义者。
1909年,当时最知名的泛伊斯兰知识分子易卜拉欣在日本创立了亚细亚议会,在该会的发起书里写道:“亚洲人民之间的敌对,使西方列强得以入侵东方。不察觉到这一弊病且不消除内部的敌对,亚洲人民就不会有未来。”他还向中国境内的穆斯林社群,散播日本将是救星的预言和主张。
在1885年时,日本政治精英的主流都还倾向于认为日本作为东方最进步、最发达、最文明、最强大的国家,应该脱亚入欧,和西方平起平坐。但同时,他们已经开始顾忌西方诸国在亚洲的真正意图。之后,日本一方面不断受到来自西方的排挤,另一方面奥斯曼、中国等亚洲国家则纷纷过来学习,这在日本激起了一种有关亚洲政治的地缘想象,进而开始推行泛亚洲主义。
事实上,关于泛亚洲主义的想象,在日本国内其实有着多重歧异的意识形态阵营。其中有些人同情邻邦的处境,热情接待来自中国、朝鲜、东南亚的政治难民,并试图协助他国的独立和反殖民运动;还有一些人是军国主义者,认为应将中国、朝鲜纳入日本统治;更有野心的泛亚洲主义者则鼓吹日本在亚洲的权利,认为日本在未来将征服亚洲,成为亚洲的老大。当时日本最著名的记者德富苏峰就认为对日本有利之事,对亚洲也有利。
总的来说,日本主张的泛亚洲主义一开始致力于团结其他亚洲诸国反抗西方霸权,也确实给不少亚洲被殖民国家的反抗运动提供了一些帮助。但1905年之后,随着日本更为强大,日本自身扩张的利益需求和团结其他亚洲国家一起抵抗“白祸”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并很快完全倒向利益一方。
于是,在欺凌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中,日本变得愈发肆无忌惮,强行从中国索取愈来愈多的土地和商业特许权。为配合本国新兴帝国主义者的角色,日本当局也不再那么欢迎某些主张泛亚洲主义的外国人。它与法国签协约,同意不再让反法行动主义者留在其境内,越南流亡知识分子潘佩珠随之遭驱逐出境。由于英国的施压,日本还禁止了易卜拉欣的报纸《伊斯兰兄弟会》。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展露了和西方列强一样的野蛮行径,泛亚洲主义全面倒台。日本泛亚洲主义的失败,似乎正应了顾城说的那句话:“利益性质的反抗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反抗,到了可以瓜分利益的时候,反抗差不多就沦为同流合污了。”
然而,作为一次对亚洲整体的空间理解和政治想象,日本的泛亚洲主义的遗存影响仍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940年,尼赫鲁在英国人的监狱里仍这样写道:“我憧憬的未来是包括中国与印度、缅甸与锡兰、阿富汗,可能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个联邦。”
泰戈尔
泰戈尔:不断遭受抵制的亚洲共同体
1935年,泰戈尔的日本老友,诗人野口米次郎,以日本对华战争是“在亚洲大陆建立伟大新世界”的手段,是为“亚洲人的亚洲”打的战争,写信请他支持日本侵华。泰戈尔不悦地在回信中写到,这样的亚洲将“树立在颅骨塔上……如果你把我归为他们一类,那我就没什么好说了”,最后他还说“愿我所挚爱的日本人民不要成功,而是懊悔”。
事实上,泰戈尔一度非常看重日本在亚洲团结上的积极推动作用,他自己也在主张一种亚洲共同体,意在建立亚洲民众的联合体,但不是以对抗性组织的方式,而是借助一种亚洲传统文明参与的生活方式来抵制西方的文明侵蚀。因此,他亲自参与乡村重建,试图先打造出一个样本,并积极创办国际学校。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在1938年,人生快走到尽头的泰戈尔绝望地说道:“我们是群时运不济之人,我们要引颈盼向哪里?凝望日本的日子已经结束。”如果说,日本在政治上的泛亚洲主义最终以破产收尾,同时期泰戈尔试图推动的亚洲共同体,其失败则堪称惨烈。无论是对日本、印度还是中国,泰戈尔对当时情势的估量都反复出现了误判。
1916年,泰戈尔第一次去日本,他认定自己的亚洲民族合作主张会得到倾听,而日本的泛亚洲主义者则梦想着泰戈尔推动亲日的全亚洲自由运动。结果是两厢失望,这种失望一直持续到泰戈尔之后的两次访日之行中,在写给英国友人的信中,他早表达了对日本的疑虑:“我几乎可以确信,日本觊觎印度。她饿得很,现在正津津有味地咀嚼朝鲜,牙齿已咬住中国,等日本有机会时,印度就会遭殃。”
之后,日本在仿照西方式列强的道路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已是势不可阻,他们关于未来亚洲的设想,分歧越来越大。泰戈尔批评日本重蹈西方的覆辙,而类似“大东亚共荣圈”这样的民族主义也让他十分警惕:“经人细心培育但有毒的民族利己主义植物,正在世界各地撒播种子,使我们稚嫩的东方学童欢欣鼓舞,因为这些种子的产物——会不断周而复始自我更新的敌意之产物——具有听来很了不起的西方名字”。最终,泰戈尔只好取消他最后的日本之行,从此没再踏上日本的土地。
“黑夜已逝”:一首配有图画和译文的诗
1923年,泰戈尔受梁启超之邀访华,消息一宣布,中国知识界随即爆发一场论战。曾翻译过泰戈尔著作的茅盾对此写道:“我们决定不欢迎大声歌颂东方文明的泰戈尔……对于受国内军阀主义和国外帝国主义压迫的我们来说,没有时间去做梦了。”连同邀请泰戈尔访华的梁启超和泰戈尔在华的翻译徐志摩,也受到了年轻激进分子的攻击和连番辱骂。事实上,泰戈尔维护传统的论调在中国当时急于救亡的舆论环境里显得尤为刺耳。
在泰戈尔访华期间,梁启超赠予他一个中文名字“竺震旦”,意为“东方破晓时的雷霆”。泰戈尔很高兴,试图借此在中国宣扬他的亚洲共同体思想。但之后泰戈尔在演讲中因不断颂扬“以灵魂的信念为基础”的佛教和儒家文明,进一步激怒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很多知识分子。陈独秀开始利用各种杂志有计划地反制泰戈尔。
在汉口的某场集会上,现场以口号“回去,亡国奴!我们不要哲学,我们要物质主义!”针对泰戈尔。幸亏有人动手阻拦起哄闹场者,泰戈尔才未受到人身攻击。在北京,泰戈尔的演讲集会上充满了嘘声和叫嚣,有人甚至在会上散发痛批泰戈尔的传单:“我们已经受够了中国古老文化。”瞿秋白也写道:“泰戈尔先生,谢谢你,我们国内的孔孟多着呢。”
相比罗素、杜威来华时的一片叫好,泰戈尔在中国和日本受到的反对,与他来自一个丧失说服力的被殖民国度有关。然而,即使在印度国内,泰戈尔也备受怀疑——他对甘地的反对加剧了这一怀疑——他所在家族的地位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紧密相关,外加他通过英语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所以在很多印度人眼中,他是“半外国人”和“不洁的婆罗门”。
1941年,泰戈尔在毕生的亚洲抵制中去世,他所主张的由民众联合的亚洲共同体也很快被世人遗忘。
1943年11月,日本在东京举办“大东亚会议”,意图强化泛亚洲主义,图为部分参会人员。(左起:巴莫、张景惠、汪兆铭、东条英机、旺·威泰耶康·瓦拉旺、何塞·帕西亚诺·劳威尔、苏巴斯·钱德拉·鲍斯。)
亚洲概念的失败与可能
如果说,日本在近现代混乱的亚洲看到了政治的机遇,泰戈尔从中看到的或许是思想上亚洲融合的可能。但经此两种失败之后,亚洲概念很快成了一种过时的、尴尬的中间物,它既不像“东方”一样有清晰的敌人,也不像“中国”或“印度”一样有强烈的主体。
《现实感》,以赛亚·柏林著,译林出版社
正如“亚洲”概念的中间性一样,柏林在《现实感》一书中指出: 泰戈尔选择的正是困难的中间道路,他谴责对过去不切实际的过分依恋,把印度束缚在过去“就像把—头要献祭的羊绑在柱子上”;但针对国际主义,他又主张既然英国人是自立的,印度人也必须自立。
他“既不漂向现代主义的锡拉岩礁,也不漂向妄自尊大的阴郁的传统主义的卡律布狄斯大漩涡。在关键时刻不屈服于某些夸夸其谈的诱惑——某些哗众取宠的极端主义学说牢牢吸引了同胞和世界的眼光,带来了追随者、长久的名声和荣耀及自我实现的感觉——不向这些屈服,而是面对来自两边的轻蔑和威胁,努力寻求真理:这在我看来是最难得的一种英雄品质”。
正如德里克在《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中写到的,如今的中国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作现代化的新样板,孔子已从博物馆中被重新请出来,儒家传统在世界视野内变得自信,似乎还在展示力量,这种主张甚至得到了欧美“啦啦队”的响应和支持。
如果设想泰戈尔在今天重回中国,我们或许会容易认同他晚年关于自己作为“时运不济之人”的判断。但事实上,只要我们今天还陷于“东方/西方”对立的惯性思维里,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并欢迎泰戈尔。
《东方学》,萨义德著,三联出版社。
萨义德在《东方学》的后记中写道:东方/西方的对立不仅是错误的,也是为人们所深恶痛绝的。东方作为一个相对性的概念,事实上并没有自己独立的轴心和根基,更像在“用似是而非的桩子把似是而非的事物圈起来”。而亚洲概念更少意识的附会,它所提示的地理现实,是相似与不一致的并存。
在“世界是平的”这一概念被人们争相传授的年代,全球化以及现代化在中国依然具有洋气、时髦的外套。但那些看上去已被接受的所谓普适性价值观事实上都在接受地理的层层筛选,哪怕你将它贬斥为“地方性思维”,它的效用依旧顽固。正因如此,亚洲概比“东方”更有益于理解我们的历史和现实。
然而,时至今日,真正的亚洲依旧未经勘察。虽然亚洲的民族革命似乎已经完成,但那股革命冲劲背后的能量仍在。而泰戈尔的道路在当下的亚洲一样有其适用性。
因此,无论是日本泛亚洲主义式暴力的政治意图,还是泰戈尔式艰难的民众联盟,在今时今日,仍然有新的土壤。日本式的民族主义造就了辉煌成就,也犯下了骇人罪行。
而我们只希望能像泰戈尔那样抵御住来自民族利己主义的狂热与激进,即使在同胞向他乞求征兆和奇迹的时候,也依然能毫不动摇地如实告诉了他们他的所见,不屈服于恐怖主义暴力,也不和稀泥。
文= 胡子华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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