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C投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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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的趣点 态度 腔调
9月22日至25日，应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根据行程，习近平将到访西雅图、华盛顿与纽约，除会晤奥巴马外，还将出席中美企业座谈会，参观微软、波音等美国企业。舆论对习近平此次访美抱有极高期待，如中新社将其类比为邓小平的“旋风九日”，认为“将确立21世纪中美两个大国关系发展的方向”。


习近平访美引发关注的重要原因在于，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左右国际秩序的双边关系。伴随中国的崛起，中美之间既存在经济、反恐等领域的相互依赖、互为依存，也存在诸多价值观与国家利益的冲突。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互利共赢已成为中美关系之根本，共建世界秩序便是其中重要一环。
今日推送从经济全球化切入，描述了美国是由此构建国际秩序、又因此影响力部分衰落的过程。文章称，如今的美国已无力重构国际秩序，在此方面具有重大利益重叠的中美两国，需要合力构建一个既利于中美、又利于其他国家的制度安排。
中美关系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这两个国家的双边关系，是一对关乎国际秩序的关系。当中国说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时候，不仅要保证两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也是要保证世界的和平。
历史地看，要确立这样一个大国关系并不容易。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战争似乎变得不可避免。自1500年以来，新崛起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
根据这种观察，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必然要挑战美国霸权，而美国必然要尽力反制，这必然导致两国间以及国际间的最终冲突。多年来，西方尤其美国盛行的各种“遏制”或“围堵”中国的理论，背后就是对中国崛起的担忧。而近年来，中国周边的小国也开始担心，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对它们的国家利益甚至安全构成直接挑战。从朝鲜半岛、东海、南中国海、印度洋和中印边界发生的连续不断的事情，似乎在印证着人们的担忧。随着美国“重返亚洲”，很多亚洲国家开始靠向美国，寻找一个安全保证。这引发了中国的担忧。

伴随反恐战争的常态化，主权国家与传统安全问题重新成为美国政府关注点。重返亚洲的美国不乏拥趸者。
中美两国如何互动？美国和同盟下一步怎么走很关键。如果美国“重返亚洲”仅仅是如其所说是为了“威慑”和“平衡”中国，防备中国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利益，那也不致于两国的公开和正面冲突，因为中国实际上并没有想挑战美国霸权。但如果美国和同盟超出了“威慑”和“平衡”的范畴，两国的公开冲突乃至战争就会成为可能。
但很显然，美国下一步如何走也取决于中国如何走。这是典型的博弈或者理性选择。对中国来说，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至少具有两个目标。第一是最低目标，即要尽力避免走向大国争霸的悲剧，第二是最高目标，即和美国合作共同构建和维持国际秩序。
请
中国外交目标变迁与经济全球化
在实现最低目标方面，中国自邓小平开始至少在意识形态上，已经确定了和平崛起的途径。邓小平时代的政策目标是“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政策。进入1990年代后期，中国更进一步提出“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政策。在胡锦涛后期，因为大国关系越来越重要，中国又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政策目标。
应当说，这些政策目标的变化相当及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到现也已有三十多年。这段期间，中国不仅保证了周边的和平，而且也承担着其所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为国际秩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部队，在联合国体制下派军舰到索马里护航等等。也就是说，“韬光养晦”和“和平发展”的两个政策目标是成功的。
但现在则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这里的关键就是如何和美国合作重建、共建和维持国际秩序。对中国来说，首先要对中美两国所面临的全球化做科学理解，包括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面临的困局、全球化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
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霸权所取得的最主要成就，就是经济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本身也是促成“一个世界”局面形成的最主要因素。尽管经济全球化的主动力是资本，但资本单独很难进行快速的全球化，因为资本往往面临来自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强大阻力。国家或政治力量在克服这些阻力方面扮演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美国主导，这一波全球化不可能有那么快的速度。

借助推行经济全球化，美国建构和主导了国际秩序。
同时，全球化也改变着世界秩序的很多方面。今天，除了朝鲜等少数几个孤立的国家，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没有一个可以免受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导致各国间高度的互相依赖，为新的世界秩序提供了一个结构性条件。人们甚至可以说，互相依赖就是世界秩序。
全球化尤其改变了中美关系的结构和性质。从经济上说，中美两国的高度依赖性，超出了世界经济史上任何两国之间的关系，以至于有美国经济史学家把中美两国关系称之为“中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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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世界秩序的角色变更
为什么美国在重建和维护其所领导的世界秩序方面困难重重呢？美国的困难是今天世界再次面临无序状态的主要根源，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在重构世界秩序的角色。
首先，全球化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环境，对旧的、建立在主权国家经济之上的国际秩序构成了致命影响。经济的全球化表明，人、财、物等经济要素能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对主权国家来说，经济主权流失得很快，甚至已经再难有经济主权了。美国尽管是这一波全球化的领导者，但主权政府也受到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政府没有能力控制其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流动，从前那种资本和技术可以为本国带来就业和税收的情况已经不再。经济要素脱离主权国家的控制和约束，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伴随经济全球化，主权国家的经济主权正在快速流失。
其次，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的好处很不平衡。一些国家在全球化过程获得巨大利益，另一些国家所获得的利益较少，也有国家甚至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这导致了各国政府的自私行为。既然控制不了全球化，各国政府转而千方百计地想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好处。高度自私的主权政府行为破坏着国际经济秩序。
再次，经济全球化对主权国家内部造成的困扰会对社会秩序产生冲击。全球化使得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包括就业、税收和社会公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中产阶级历来是西方社会稳定和变化动力的来源，现在却处处受压，这必然影响西方内部的政治秩序。传统政党制度急剧衰落、社交媒体崛起，很多国家难以产生有效的政府、实行有效的政策。
全球化为美国产生了两股互相矛盾的力量。一方面导致美国力量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美国似乎从来没有这样强大过。但另一方面，美国霸权开始相对衰落。在缺乏有效制约的情况下，美国帝国过度扩张反而导致世界警察职能不再。从前美国是一个全方位的霸权，如今却可能有选择地参与国际事务。
正因为这些因素，直到今天美国仍然只是被动地应付国际环境的变化，而没有能力来构建一个新的秩序。实际上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美国已经完全没有可能重构世界秩序。但同时，中国本身也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和美国具有巨大的共同利益。
因此，只有中美合作，才能形成一个新的、可行的世界观和全球观。我们需要两国合作来共建国际秩序，一个既有利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其他国家的制度安排。
本文摘自《不确定的未来》，经JIC投资观察编辑加工。文章作者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JIC投资观察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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