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华盛顿蓄奴是虚伪吗？

从2015年6月7日始，著名历史学者、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杨奎松在首都图书馆举行了主题为“历史评价的尺度”的公共系列讲座。

如何看待希特勒的恶？如何看待华盛顿蓄奴？人类野蛮的理由有哪些？对于这些人类史上面目各异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应该如何评价，杨奎松认为，一要就事论事，不能超出特定的时空环境及其价值观的局限；二要放在人类历史进化的长河中来做判断，好和坏既是相对的，也是绝对的。

腾讯文化：您在讲座中强调要将历史事件和人物置于历史的大框架或者历史的横切面去评价，比如对于斯大林，您倾向于俄国学者雷巴斯父女的观点；对于希特勒，您比较关注当时法西斯主义兴起的特殊背景与社会条件。在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您似乎更加强调必然性？

杨奎松：从大历史的角度，可以这么说。因为我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很清楚地注意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包括历史中的每一人的成长变化，一定会受时间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变化的影响。受具体时空发展阶段的影响，社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阶段性以及条件、环境的制约性，由此也就能够发现一定的规律性。这里讲的规律性，不是指从A点到C点的必然性，以及A到C必然会经过B这种规律性，而是指受到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的限制，A阶段社会只能产生适合于此一社会发展阶段的具有A时代痕迹的思想和人物，并只能提出和解决局限于A时代社会发展阶段内的问题。

换言之，一个时代中代表人物的出现、产生，包括一个时代重大事件的发生和重要思想的浮现，都必定会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必定会受到那个时代本身诸多特定条件、环境与既有文化、思想、观念基础的制约，因而与后来的社会发展及思想观念发展相比，也一定会具有某种历史的局限性。要求某一时代中人，超越时代发展条件、环境和受此条件环境制约的思想观念、思维方法的局限，按照我们今人的观念思想行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拿今人的观念和标准去评判历史人物及其历史观念的是非优劣，自然也就是与历史脱节的不适当的做法。

腾讯文化：以您谈到的华盛顿为例，他弃任第三届美国总统，一直被一些人视为慎用权力的典范，但有一种说法是，他也许就想当一个经营庄园的奴隶主。您是否可以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就这一现象再做一些解释？

杨奎松：我举华盛顿的例子，也是因为这个例子解释起来比较容易让一般读者明白历史解读的重要性。涉及这一问题的争论在美国学界应该有上百年了。过去主要是围绕着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展开的，近几年因为出了一个和首任总统华盛顿有关的新闻，发现他任总统时身边还在使用奴隶，于是一些舆论又把矛头指向了华盛顿。坦率地说，这方面的争论和史实真伪无关。没有人不知道华盛顿和杰斐逊蓄奴，多一点华盛顿任总统期间还在使用奴隶的消息，就史实本身而言，增加不了什么，也改变不了什么。

围绕这个问题发生的意见分歧反映了今人在史实解读上往往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为有不少中外研究者也不清楚应该怎样看待和解释古人与今人观念行为上的差异，这是让人很难理解的。

美国建国前后蓄奴的人很多，大家之所以那么喜欢批评华盛顿和杰斐逊，仅仅是因为他们曾经签署或赞同过“人人生而平等”的政治主张，被人尊称为开国的“国父”。只因为他们一面主张人权平等，一面蓄奴，我们就能批评他们“说一套做一套”，说他们“虚伪”吗？

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上的事情，一定要放到具体的历史时空环境下去考察和理解。华盛顿、杰斐逊是十八世纪的人物，他们生活在距今二百几十年前，那是一种全然不同于当今时空和情境的社会，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及其价值观念与我们今天相距甚远。我们肯定美国《独立宣言》及其“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根本上是从历史进化或进步的角度，比较1776年以前还没有人敢这样主张和以此来对抗强权，因而对美国开国的国父们表示肯定。并不是不知道他们中有些人是大庄园主或奴隶主，也不是不知道美国开国文献还存在很多不如人意之处。

除了当时美国的国父们并没有按照我们今人的理解，把“人人生而平等”中的“人人”看成是everyone（每一个人）以外，北美移民当时初创国家，从建国治国的角度，他们甚至也并不认为那个生而平等的“人人”（allmen）都值得托付国家事务。这些主要来自英伦三岛的移民只能借助于英国大宪章及其议会制和选举制的经验，把立国和治国的责任赋予了只占当时13州人口总数1/10的拥有财产的成年白人男性。结果显而易见，这些被美国开国文献称之为“人民”的人当中，既不包括贫穷的白人男性，也不包括全体白人女性，更不包括黑人、印第安人等有色人种。在一些州，非基督教人士也不在此范围内。问题是，这同样是社会历史进化的一个过程，当时世界范围内变相在实行议会制和选举制的国家就两三个，大家对选民资格的限制如出一辙。美国的国父们又有何德何能走得更远？

腾讯文化：您在讲座中为什么说华盛顿对于蓄奴内心也有矛盾？

杨奎松：这是基于同情之理解的视角来努力挖掘历史人物的思想世界。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华盛顿、杰斐逊既蓄奴，又主张废奴，华盛顿夫妇共同拥有的奴隶数量超过300，照理在华盛顿妻子没有死之前，所有奴隶都是两人共同的财产，但华盛顿临死前还是立下遗嘱，死后妻子也同意解放了华盛顿名下100多名黑奴。这说明，华盛顿不止观念上赞同废奴，条件许可时他也这样去做了。那么，华盛顿为什么又蓄奴又想废奴呢？

我的解读是，因为华盛顿等北美移民几乎都生长在基督教家庭中，蓄奴的正当性在当年就受到了大批清教徒，包括许多新教徒的质疑。基督教讲上帝造人，讲人都是上帝的子民，至少人在血统上不应分什么高低贵贱。美国的国父们当年能够举出“人人生而平等”这面旗帜来对抗宗主国英国，就是因为他们多是新教徒或深受新教改革关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影响。把黑人当奴隶来用这件事本身无论如何不符合新教伦理，何况许多黑人到北美后也都纷纷信奉了基督教。故蓄奴者固然能够从《圣经》上找出上帝并不反对蓄奴的言论坚持蓄奴，但即使是蓄奴州的不少居民，包括政府，还是在良心上感到不安。弗吉尼亚政府就通过立法，不反对蓄奴，但规定该州居民只能购买已经是奴隶的黑奴来工作。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时也特别对英国推动奴隶贸易一事提出尖锐批评。这都反映出受到基督教新教改革运动影响下的许多北美移民，包括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众多奴隶的华盛顿、杰斐逊等人，对蓄奴这件事在内心里多少是矛盾的，这应该也是华盛顿临死立下遗嘱解放他名下全部黑奴的重要原因罢。

腾讯文化：为何如杰斐逊、林肯、孙中山等人都有种族主义倾向？

杨奎松：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要区别一下种族主义和种族中心论。法国学者列维·斯特劳斯、P.A.塔吉耶夫等人早就提出过，应该要把这两者加以区别。所谓种族中心论，又称为民族中心观。用一位美国社会学家的话来说，就是某一族群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视为世界中心，用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衡量其他族群的优劣。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包括孙中山强调要以汉族为中心同化国内各民族的观点，多半都属于这种民族中心观。而种族主义一般是指航海大发现后，特别是欧洲大规模殖民并实行殖民主义后发展起来的一种以种族肤色来区分优劣，并加以科学化的观念和主张。这种主义不仅不打算用自己的民族文化去同化其他民族，而且生怕低种族混同于高种族。因此，当年的美国废奴主义者，包括林肯在内，都曾经千方百计想要用将黑人迁回非洲等办法，把黑人与白人隔离开来，以避免所谓优等种族的血统被所谓劣等种族所污染。二十世纪希特勒对犹太人进行的灭绝性大屠杀，说到底也是基于同样一种思维方式。

腾讯文化：您在讲座中提到，不能简单地把一战和二战看成是“人类历史的倒退”或者“野蛮主义的回归”，依据是什么？

杨奎松：这里只是简单解释一下。这种说法是拿十九世纪欧洲战争数量、烈度和死人程度与二十世纪相比得来的。按霍布斯鲍姆的说法，本来经过十九世纪，到了二十世纪初，强暴凌辱人类的灾难已在西欧绝迹了，那里自1807年拿破仑战争失败，英国建立起维也纳体系后，100多年几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和屠杀事件。1914年以后不过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却接连爆发了两度世界大战，二战结束后联合国三分之一的会员国都发生过近似人间地狱般的惨案。霍布斯鲍姆这里讲的确是事实，但因此就说这是野蛮主义回归则就过于表面化了。

在我看来，十九世纪的欧洲并不比二十世纪的欧洲更文明。第一，十九世纪欧洲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和屠杀的地区主要只限于西欧和北欧，东南欧，比如在奥斯曼帝国范围内，相当规模的战争和屠杀就从没有停止过。第二，十九世纪的西欧国家自己内部虽没有爆发大战，但它们继续着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思维方式，因而在非洲、拉美（包括美国在北美）进行着战争，甚至是屠杀。第三，挑战维也纳体系，包括挑战凡尔赛体系的，也都是基于同样的殖民主义理念，煽动种族民族主义的新兴列强国家。二战结束后大量局部战争，以及种族屠杀现象的发生，每每也都与这种文化血缘民族主义观念的膨胀密切相关。

概括而言，人类的野蛮其实始终存在，十九世纪绝不比二十世纪更文明。恰恰相反，从人类进化的观念及制度的层面看问题，十九世纪也绝不可能比二十世纪更文明。只要看一下英国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对祖鲁族态度和政策的变化，看一下美国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对印第安人，包括对黑人认识和政策的变化，看一下一战、二战的发动国都是些怎样的国家，战后世界秩序究竟是按照殖民主义、种族民族主义的野蛮逻辑，还是按照维护人权、民主与和平的现代文明逻辑来重建的，就不难看出更文明的究竟是十九世纪还是二十世纪了。

腾讯文化：如果二十世纪比十九世纪更文明，为什么1914年以来世界范围内大大小小的战争数量，以及各种政治的、种族的屠杀现象，会远多于十九世纪呢？

杨奎松：这就涉及到我们上面所讲的十九、二十世纪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普遍兴起所带来的问题了。民族主义的正当性，是基于民族自决权的正当性。所谓“民族自决权”，其实就right of peoples to self-determination，即“人民自决权”。公开揭出这面旗帜的，毫无疑问是美国的《独立宣言》。其开篇之句即清楚地说明：我们，即北美的“一部分人民必须解除同另一部分人民的联系……以独立平等的身份立于世界列国之中”。而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一观点，又是源于英、法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天赋人权说”。换言之，所谓民族权利的问题，亦或人民权利的问题，核心的还是人权问题。民族国家的普遍兴起，反映的理当是这一部分人民同那一部分人民为了保护或申张自身的权利，共同组织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亦即所谓nationstate，即所谓“民族国家”。由于这种政治共同体是建立在国民政治认同的基础上，并需要经过全体国民推举代表而组织之，故又称之为所谓“国民国家”。相对于中世纪神权、王权统治，毫无个人权利可言的野蛮社会，民族国家的形成自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想一想今天世界上不少国家其本质上还是专制的，但表面上它们也不得不标上“民主”“共和”“人民”之类的字眼儿，就足以看出这已经是一个不同的时代了。

不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并不是同步的，民族主义及其民族国家的大量产生固然深受人人平等和人民主权观念的影响，但对于绝大多数后起的列强国家、东南欧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大批亚、非、拉美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民族来说，更容易接受并付注于建国实践的，却还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以血缘文化传承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观念。结果也就如卡尔·雅斯贝尔斯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等人所看到的，民族国家建立得越多，世界被割裂得越厉害，各种利害矛盾冲突产生得越多，族群间的仇恨和战争也就越多。十九世纪，世界上数得出来的国家不过二三十个，二十世纪上半期也只增加到50多个，到二十世纪末就已经达到200多个。仅半个世纪就裂变出3/4的新国家，迄今这一情况还在发展。这种裂变以及注定会引发的种种新的裂变，自然会带来很复杂的情况。

腾讯文化：如果发展程度的巨大差异会造成民族主义的异化和冲突、战争的频发，那么，消除发展差异的可能性一二百年内似乎都很难望得见，由此而引发的一个问题是，为避免这种野蛮现象的不断扩大和漫延，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杨奎松：首先，从进化的观点看问题，我不指望在很短的时间内，比如像当年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那样，我们只要经过一个革命的过渡期，就能迅速迈上世界大同台阶了。其次，为适应民族国家和它所带来的种种冲突与人权危机，二战后到今天，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种国际组织也一直不断地在持续推出各种国际公约，加强国际合作，这种努力虽然未必能避免野蛮现象的发生，但它毕竟是空前的，而且是有影响的。再次，则要靠所有明白的人的共同努力了。

实际上，当历史上血腥的一页翻过去之后，注重人权、民主的国家，相互之间处理得好，有些历史上民族间国家间的恩怨也是可以化解的。比如在欧洲史上，德国和法国几百年间一直在打仗，两个民族曾经长期相互仇恨，文化、教育一度渲染得也很厉害，谁侵略谁长期各有各的说法。但二战以后，两国领导人和社会各界做了很多工作，最终化解了这种敌对的情感。十年前德国、英国、法国合拍过一部《停战之夜》，你会发现，过去交战双方，现在都已经完全站在反战的立场上来在对当年的战争做深刻的反思了。电影主要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法联军与德国之间的战争已经打到巴黎郊区，正处于胶着状态时，恰好赶上圣诞之夜，敌对双方厌战的官兵竟然试探着从战壕里走出来，走到白天双方搏杀的战场上，互相交换圣诞礼物，一同祈祷、唱歌、踢球，最后整整休战了三天。双方前线官兵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各自一方上级的严厉处罚，战争很快又继续进行了。但这场战争到底有什么意义，英、法、德相互之间大批并无根本利害冲突的普通人在战争中死亡到底是为了什么，成了影片提示给观众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部片子是根据一战期间一段真实情况改编出来的，确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但它能够拍出来，根本上还是今天西欧社会主流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了。如果两国还纠结于当年是你侵略了还是我侵略了你，各自还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的话，这种片子肯定是拍不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