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境界》 微信号newjingjie
编者按
应家人强烈要求，今天特别插播：
一个南方周末前记者的信仰之旅
文/沈颖
作者简介：沈颖（2001-2010年）就职于南方周末新闻部；资深记者、编辑，美国加州大学Berkeley分校新闻学院访问学者、美国普度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境界》传媒执行主编。
2013年1月，网上一张照片触动了我：一群南方周末的年轻记者手拿报纸，在越演越烈的2013年新年献词风波中昂首站立。看得见他们的姿势，看不见他们眼中的泪。
当这份报纸危在旦夕时，微博帮助他们挽回了一点尊严。
作为在周末采编第一线工作最久的记者之一，2000年代的第一个十年，我人生最美好的岁月与这张始终处于风暴眼中的报纸粘和在一起。
一纸风行：信仰的替代品
8年前，我曾在南方周末编辑部操作的“四个年代的回忆”的小文中做为2000年代最年轻的成员写下：一个又一个的年轻人用自己的青春作代价，为她多掬上一抔源头活水；青春不老，所以青春无敌。而十年来，当我目睹一个一个不再青春的年轻人相继离开这家曾经承载他们梦想的报纸时，才明白“青春易老，而且处处受敌。”
如今的我已离开南周两年，飘洋过海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访学游历，为人妻，为人母，日子平静如水。
但2013年的第一股南周旋风，却透过微博将我拉入围观的人群。
前南周记者抗议公开信上50多个熟悉的名字一一在眼前闪过，他们都是已离开的同仁，有些是曾经的师长，大多是同在一个战壕中的战友。此刻已没有人细想为什么这么多人离开，其中许多人离开时带着的强烈情绪似乎已不再重要，共同的心灵激荡可以同仇敌忾。也许只有当离开之后，默然回首，才发现最初的心境就算纠结却真诚，就象在争吵中分手的初恋。
2001年3月，我人生第一次走进“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周末办公室的大门。当时，我是一名实习生。到达时正是深夜，空荡荡的房子里没有床，只好睡在几块冰冷的硬纸板上。在随后的日子里，心却一直是热的。周末是个典型的火炉，炉膛里跳跃的是新闻理想的火苗。
我也亲身体会了周末的编辑们近乎偏执的职业态度。熬夜工作是常态，在定版前总要反复修改，不停打电话给写稿的记者核实每一个细节，带着完美主义者脸上常见的焦灼。
我曾好奇地听周末的记者们讲那些惊心动魄的采访经历。长平和周浩采访沙尘暴，途中发生车祸，当时的新闻总监长平轻伤不下火线，继续采访，很快发回了一两万字的长文；有记者在三峡工地扮民工暗访，千里追踪劣质输液器；有记者怒斥昏官……
那时的周末在人们的眼中有太多的传奇色彩，听很多来实习的学生说，他们第一次看到那幢并不伟岸的报业大楼，都会定一定神，听得见自己的心跳。
此刻，当我看到历年来曾经在南周的100多个实习生们签名抗议的公开信时，我想我能明白，这些散落在四处为生计而奔波却仍然不失棱角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如此合一。
2002年2月，22岁的我成为南方周末的正式记者，年龄最小的一个。
我曾在阅览室里翻看一大沓读者来信。那些信有的字迹歪歪扭扭，还带着汗渍，但无一例外留下了江艺平老师的批注：转交给**编辑读。甚至包括一封写在香烟纸背后的信，写信人说自己在火车站流浪，用身上仅有的两块钱买了一份《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自1990年代末起一纸风行，得益于“正义、理性、良知、爱心”的办报宗旨；“做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历年的新年献词中，诗一般的句子“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一句真话的力量比整个世界都重”，让许多人从这些温暖而饱含情感的语句中找到灵魂的归宿感，在信仰缺失的大背景下，人们内心对正义、真理、美善的无限向往使得这张报纸超越了一般媒体记录事实的分内角色，而且在现实堕落的映衬中被冀予涤清扬浊的厚望，背负起超过其所能承受的道德重担。
“一纸风行”使南方周末被当作类似终极信仰的替代品，走进人们的内心。其实，它本是中国病态社会的一张病态报纸，外有严格的新闻管制，内有考评管理的陋习和人性的软弱，沉重的肉身难以振动精神的翅膀。
十几年来，内外夹击消耗着这张报纸的心性和气血。我最心痛的是，目睹一个又一个优秀的调查记者不堪重负而离开。
“温水煮青蛙”
几年前，我在浙江某地调查一起数千亩耕地被工业园区非法侵占的事件，当我即将结束暗访时，被人跟踪了。
当地县委领导通过各种方式找到我的电话，甚至通过公安系统找到我父母家和亲戚家的地址和联系方式，软硬兼施要求我不要报道，并暗示“只要不报道，我提出任何要求都能答应。”当我拒绝后，对方就调动县公安全城搜捕、盯梢，他们没料想一个背着学生包的姑娘会是南周的记者，我得以中途换车甩掉跟踪，躲进一家民居写稿，5000字文章上版后仍被宣传部门打到编辑部的一通电话毙掉。
2002年以来，南周内部专业主义的价值追求日渐衰落，官僚气息弥漫，愈演愈烈，当年就有因被毙稿而离开的记者写下公开信，走时留言，引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文上刻下的二战神父马丁尼默拉牧师的话警示大家：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这是他晚年自我反省时说的。
日子不停，毙稿不止。十年间尺度不断缩小，内部空气不断被污染，精神氧气因被持续抽空而稀薄。
到2012年删改撤换稿件跃至顶峰，高达1034篇，平均每日2.8篇，每周20篇。离开的记者们几乎每人都能说出一大堆稿件被枪毙后的血汗故事。
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曾说，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
你可以一时背叛一个人，但不能同时背叛所有人。2013年，当这样的审读与谎言终于以完全突破底线的方式临到几乎南周的每一个人时，南周人终于选择了反抗。但是，我们是否应该反躬自问，反抗是否来的太晚了一些？
同是新年献词，哈维尔在1990年的献词中说：当我谈及我们被污染的道德氛围包围时……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换句话来说，我们所有的人在不同程度上，须为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运行承担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也是它的共谋者。
一位媒体人反思：这些年，我们这些人，被毙稿，被封口，被噤声，然后开始习惯，开始妥协，开始自我安慰，开始熟悉那些明里暗里的边界和尺度，开始自我审查，就好像温水里煮着的青蛙。我们走得太远了，好像都忘记了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个行当。为什么要守护南周同仁？人生短短数十载，怎能忘掉初心？
有人说：“本来是温水煮青蛙，青蛙都快被煮死了；但来了一个人，直接往里面倒开水，结果青蛙都被惊醒了。”
除了外部审查制度带给新闻人的镣铐，南周记者的心也常常在深入采访报道过程中被黑暗世界射来的暗箭所伤——
一位报道灾难的记者，进停尸房数尸体是他常干的事，长期目睹死亡的残酷场面又无法排遣，他的心积郁成疾，得了心脏病。长期高压工作下，有的记者出现抑郁倾向，有的记者几个月漂泊在不同城市调查采访，在不同的宾馆醒来，有时精神恍惚，不知身在何处。有记者在电脑前熬了3天3夜写稿，累得几乎崩溃，最后停笔从商。
“巨兽”袭来：索赔500万！刑事诽谤罪！！
初次让我体验到巨大成就感的是2003年夏的报道，当时我深入河南和山东一些村庄，克服重重困难行程上千公里，艰辛采访因艾滋病爆发遗留的艾滋孤儿群体，上万孩子没有学上，受到歧视，生存现状触目惊心。
我的上万字的报道是内地首发，迅速成为当年的新闻热点。众多媒体蜂拥而至，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吴仪一个月后飞往河南艾滋村考察，避开当地政府，单独会见了我的采访对象——高耀洁医生。此后国家快速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对艾滋病人的用药和艾滋孤儿的学费实行免费，补贴生活费，社会开始关注并援助艾滋孤儿群体。
这篇报道让我感受到了媒体发掘真相所带来的巨大社会价值，但也正是这种效应和光环让人内心膨胀，过高估计了政策和制度改变所能带来的积极意义，而忽略了人性的堕落与罪恶的同盟所勾连的黑暗网罗之深，并不是几篇真实的报道所能撬动的。
甚至有时，想要撬动黑暗的媒体和记者本身，又怎会想到会被黑暗吞没呢？每个黑暗的点后面，都是一个近乎无底的洞，记者们在单兵作战，黑暗却沆瀣一气。一切都不能掩盖权力与财富宝座发出的夺目光芒，以及其下深埋的累累罪恶。
2006年，让我投入最大精力的是马拉松式的调查报道：对某医院进行非法人体实验的揭露性系列报道。正是这组报道，让我深刻体验到这种无边的黑暗，并最终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经历了从信奉新闻专业主义到拥抱生命信仰的转变。
我的采访从 2006年11月初开始，一直持续到12月中旬，前后耗时50多天，我找到多位线人提供证据，并多方调查核实，采访总计近50人次，触目惊心的事实相继浮出水面：该医院使用非法进口的德国器材、使用国外只允许在动物身上进行试验的技术，收取高额费用为病人装上“人工心脏”，实验中9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3岁的男孩。
3篇共计1万多字的系列追踪报道相继发表后，市民争相购买，许多报摊脱销。医院则派人迅速收购了附近数条街道的报纸。
该报道在新浪网一周时间内网友跟贴近2000条，在新浪当周的国内要闻中排名第二，网评排行中名列第一，另有上百家网站转载此文。
因为舆论的压力，系列报道引发了该医院及其区政府主管部门的巨大反弹，该院院长在12月20日报道刊出当日下午，迅速到所在区法院以刑事诽谤罪向我提起刑事起诉，罪名如果成立，难免牢狱之灾。这种对付记者的逼迫手段，在中国新闻史上也属罕见。
同时，该医院状告南方周末侵犯其名誉权，索赔500万，其德国合作方也欲以名誉侵权为由索赔100万欧元。而给我们提供线索的报料医生，则被有关方面以诈骗罪构陷，全国通缉。
最为恶劣的是，该区政府在未向众多受害者调查的情况下，在法院开庭前，召开新闻发布会，直接宣布南方周末记者沈颖做的是虚假报道，当地多家官方报纸发表了这则政府发布的假消息。
医院之所以如此胆大，反弹如此强势，原因是他们多年精心编织了一张强大的关系网。该医院广搭政治人脉，政府大量工作人员及法院法官在该医院享受免费医疗、该市相关职能部门行政不作为的幕后事实。
发起诉讼的目的，一是为了恐吓，二是为了阻止跟踪报道，三是为了干扰公众视线，以抢先诉讼混淆事实，阻止可能的外部调查。
“神若帮助你，人能拿你怎样呢”？
对方来势汹汹，法院只给我很短时间收集证据应诉，春节过后即开庭，所有的采访对象都必须重新以符合法律真实性的要求重新采访一遍。上万字的报道，每个事实部分都要拿出书面证据和录音证据。
在巨大的压力面前，说实话，当时年仅27岁的我内心处于一种极大的恐惧与焦虑中，我知道就算我说的都是真话，如果对方蓄意要颠倒黑白，法律并不能保护我。既然握有强大公权力的政府也联合起来造假说谎，那么，我的报社自己也处于危险之中，它也未必能保护我。
我仿佛看到一只硕大无比的恶兽张开充斥谎言的大嘴扑到我面前，喷出腥臭的口涎，把我逼到了悬崖边，下面是深渊，两边怪石林立。
黑暗中，我看到了唯一的一点光亮，仿佛来自冥冥夜空之中。
我的母亲是基督徒，我曾陪她去过教会，一直觉得追求美善的信仰很好，但心中有一层坚硬的壳在抵挡：软弱无助的人才需要信仰，而我靠着自己的知识、智慧和能力已经足够了。从小到大，我还没有遇到过凭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
此刻，蹲伏在门外的黑暗击碎了我所有的骄傲，过去追逐真相是我做为记者的最高价值点，但当我站在真相的尽头，茫然四顾，我才发现人的尽头是信仰的开头。
我选择跪下，向神流泪祷告，呼求他向我显明他的公义与怜悯。其实，当时的我还不知道究竟有没有神。
当我彻底谦卑下来，不再执拗于在巨大黑暗面前束手无策的理性，袒露自己的软弱，向神敞开心灵而不是头脑时，我终于遇见了神。
长时间的静默中，一个意念突然进入我的脑海，“神若帮助你，人能拿你怎么样呢？”慢慢的一种更深的平安在我心里升起，那种温柔的力量积聚成风暴中一块巨大的磐石，小小的我被安放在上面，身边虽恶浪翻腾，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由的安然。
祷告之后，我焦虑的心思被捋平了，慌乱的头脑恢复了镇定，眼泪被这股力量擦干了。
其实，当采访逐渐向深处挺进时，凭职业敏感我已意识到我掀开了一个危机四伏的盖子，正是涌自心中的一种很强的力量带领我走进墨黑的隧道。好象被一股从上面来的力量驱使着向前，那种感觉也许就叫呼召。被呼召的调查。
2007年3月初，神迹出现了。当我和律师向法院提交了100多项扎实的证据和几十万字的采访录音后，对方突然选择主动撤诉，法院也驳回了对我刑事诽谤罪的控告，没有立案。“巨兽”停止了威逼的架势，选择了撤退。
事后，我才知道在撤退前，“巨兽”使用了最阴险的一招，就是根据我提供的证人名单，高价收买死者家属，“人都死了，你们打官司不就是为了钱吗？”“只要一口咬定没有给这个记者提供过消息，多少钱都可以谈”！
所有的家属和证人竟然都选择了拒绝，即使他们中有人接受谈判，我也能理解。善良的个体没有被罪恶逐一分化吞噬，这才是奇迹。我相信，事实和真相无法击穿人性的软弱，是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保守着我。
而死者家属们为善良和真实所付出的代价是，直到2011年年底，事隔5年之后，第一起病人的伤害赔偿官司才胜诉，家属告卫生部门行政不作为的官司也获得胜诉。期间5年，尽管另有多家大牌媒体相继介入报道，但“巨兽”依然屹立不倒。
在这次风波中，我才真正意识到，我过去多年所信奉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性在黑暗现实的逼仄中显出的软肋。
如果没有信仰的力量，面对深度黑暗的调查记者从哪里而来长期坚持挖掘真相的原动力？在内外逼迫中持续向黑暗深处挺进的人，又怎能熬过漫长的寒夜，在黎明前避免心灵被刺伤，更何况冷箭有时就来自原本信任的人？眼看着调查记者成为媒体圈里最短命的工种，在黑白颠倒的年代，仅靠真相，自己都未必全身、全心而退，又能去拯救谁呢？
2007年，我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在那里，我遇到了伯格曼（Lowell Bergman）教授，师从他学习新闻调查。他曾是美国ABC、CBS制片人，新闻调查节目“60 minutes”的主创者之一；《纽约时报》记者；曾获美国普利策“公众服务”大奖，及电视Peabody大奖（堪称广播电视普利策），他也是美国新闻史上同时获得这两项大奖的人。
伯格曼最著名的关于美国烟草业黑幕的报道，被搬上银幕，片名《The Insider》（中文译为《惊曝内幕》）。
科学家维根博士曾是著名烟草公司研发部的主管，是第一个向媒体公开“烟草公司刻意隐瞒尼古丁致癌事实”的深喉。伯格曼当时为著名的CBS新闻节目“60 minutes”的制作人、采访记者，他通过维根获得了关键证言，足以证明烟草公司蓄意强化尼古丁的效用，从而增加了其致癌的可能性。
然而就在节目播出前，却遭受了来自烟草托拉斯产业和CBS内部的多方压力，伯格曼临时被告知该节目将取消播出。随后，维根博士不但反被控告，甚至面对离婚和可能入狱的窘境。在真相无法传达给民众的情况下，两人终于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旋涡中。幸运的是，伯格曼可以动用FBI的力量24小时保护处于死亡威胁中的证人。
好在美国除了CBS，还有其他追求新闻自由的媒体。伯格曼求助于他在《纽约时报》的朋友，希望时报头版能予刊发，于是烟草业黑幕最终被新闻界披露，真相和正义最终战胜了黑暗。
但当伯格曼听我讲述了我在中国的类似故事时，他充满同情的说，“我比你幸运，虽然我经历了人生中最惨痛的背叛，来自我最信任的战友，但毕竟我知道美国的法律和新闻自由会保护我所发现的真相，保护我。”
“拿什么来医治人心”？
在扭曲的外部环境刺激下，生活里遍布谎言、丛生的自私、明哲保身、对他人利益的冷漠，拿什么来守护人的心怀意念？在中国，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病人，一个病态国家的病态个人，拿什么来医治人心？
2007年，我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那一年10月我在学校附近的华人教会受洗。当时的我刚刚经历官司的折磨，靠神脱离危险网罗，身心俱疲。神温柔的手抚摸和触碰到我心里那个自己一直牢牢抓住的地方，我曾自以为充满正义和无辜，他却使我看到内心深处那个盛满骄傲、论断他人、与人争竞、自卑又自怜的幽暗角落。
2010年10月，我再次来到美国，这次是和丈夫一起做访问学者项目。神借着婚姻里的磨合和怀孕生子的考验，让我在更多自己无法掌控的状况里走出自我中心的积习，让我的生命再次被更新。
为什么我看见他人眼中有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我开始在祷告中彻底承认自己是个灵里贫穷的人。多年来，我写了无数文章试图挖掘真相、唤起社会的觉醒，但我此刻终于明白，在影响别人之前，神要我们先察看自己是否手洁心清。
是的，是到了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媒体人自我反省的时候了。我想到自己过去多年为自己的文章改变了一些重大事件的走向而自满过，但多年后我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病态如故，并没有因媒体的报道而有实质性改变，好的制度和法律无法使人自愿遵守，街市依然充满着欺骗与谎言，人心依然狡诈，人性越来越败坏。
我这才醒悟，靠人主导的政策和制度来改变当下中国的病态何等的难。中国就象是一个经过无数患难、精神无比脆弱又没有安全感的病人，需要从神而来的医治和恩典。现在我深知，自己不仅是个罪人，同样是个病人。
“攻克己心，强如取城”。那些我们推崇为高尚、伟大的人间之爱，有时充满了利用、操纵、剥削和诉求，不论我们各人是否察觉到，每个人始终只是在建造属于他自己的自我形象和权威，甚至那些最自然的爱心与仁慈有时也因为搀杂着自私和自恋而禁不起追问。
这种要建造属于自己王国的本性，便产生各种嫉妒与混乱。我们若不仰望和倚靠人之上更高的力量，邪情私欲必将控制、毁灭我们本来向善的灵魂，“我想行的善却总是行不出来，而不想作的恶却偏去行。”
我们以为只要是出于好的动机，手握“真理”，就可以向对方甚至家人大发雷霆、坚持己见、猜忌提防、归咎谴责。其实，当圣洁的真理之光照进我们里面隐而未现的罪恶时，没有任何人比其他人更良善，没有任何人比其他人更懂得爱，没有任何人比其他人更懂得舍己付出。
“正义、良知、爱心”的水流源头并不是软弱如苇草而自高自大的人，而是神。神的爱就是我们生命的供应，医治身陷病中的万民，个人得医治，国族得复兴。
只有从神流出来的活水里的公义和慈爱、真理和恩典才能并行不悖，而人心中不是因追求公义而缺乏宽容和怜悯，就是盲目慈爱不讲原则而欠缺公义。与圣洁的神相比，我们自己标榜的义不过象一件污秽的衣服。
只有当我们打开自己的局限，让神的爱的活水流贯我们而结出良善的果子时，真正的的爱才自我们心中滋生。真正的爱不是只爱那些值得爱的人，而是怜悯那些最不可爱的人。
07风波后我带着破碎的心离开中国来到美国，之后，神的爱根除了我里面的苦毒，医治了我心灵的重创，08年我又选择回到了中国，重新成为南方周末的一名记者。一个有信仰的记者。
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地上的国度、外在的环境或他人之恶，不再成为左右我心灵幸福平安的力量。因为我将公义的终极审判权交还给神，而将那些恶者和背叛我的人从我自己的心牢里一一释放了，我自由了，在宽恕里，过去的怨恨和伤疤化为花朵，开放在悬崖上。
现在，我是一个母亲，有一天当我对孩子讲述年轻的经历时，最让我满足的是，我的语气将不带怨恨，在孩子面前，我将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转自：《境界》 微信号newjing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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