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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ssa Arce——从德克萨斯州的漏斗蛋糕小贩，到华尔街最赚钱证券公司的金融衍生品销售明星。
作者Max Abelson
翻译Ben
当Arce从墨西哥搬到圣安东尼奥时，只有11岁。尽管刚来时几乎不懂英语，短短几年内，她还是参加了篮球队、垒球队、越野赛跑和舞蹈队，还有学生会、文艺复兴俱乐部和两个荣誉社团。如今她依然没有放松。她爱看《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和《人性的弱点》，还非常诚恳地热情解释，为什么它们很有启发性。她做CrossFit训练，能把150磅的东西举过头顶。“你得拥有超一流的性格，”她谈到举重时说道，啜了一口啤酒，此时她身在Ulysses，华尔街三个街区以南的一个酒吧。“这种锻炼——它不会打败我。我才是胜者。”

她无需适应高盛集团野心勃勃的文化，因为她已经拥有了。在2004年夏天，还未开始大四的学习前，她作为实习生，刚刚在这里度过头几个星期，便已与她欣赏的一个团队的总经理一起喝过了咖啡。她告诉他自己学了很多，已准备好迎接更大的挑战。“我想在篮球场上大展身手。”她对他说道。她在夏天结束前，亲手写了一张感谢卡，这位总经理让她静候佳音。

Arce正在接受电视台采访
在高盛为她提供一份全职工作后，一种尖锐的恐惧感淹没了她。她害怕，要是这所在全球名列前茅的公司检查了她伪造的绿卡和社保号、取了她的指纹、做过背景调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她一直在梦中被逮到：她坐在一间投资银行的办公室里，不需要任何人告知或威胁要将她驱逐出境；她已经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然后她就醒了。
她的父母会定时离开塔斯克来德克萨斯州贩卖珠宝。他们给她办了旅游签证，这样她就能跟着他们，在一次旅程后，这个家庭没有离开。他们搬进了圣安东尼奥的一所公寓，又搬到离洲际公路只有一个街区的一所房子。她在当地一所天主教学校就读，最终步入正轨。她记得一个同学曾举手提问，一个墨西哥人怎么可能会跟得上来的。
当Arce14岁时，她的签证到期了。“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说，“我会成为非法人士。”她绝望地想要留在这个她渐渐爱上的国家，有一次还跟父母提出一个计划，让她的朋友Tiffani的家庭收养她。Arce一家没有那样做，也没有按她的另一个半心半意的主意，即是在她16岁时，付钱给一个与他们共事的美国同性恋者，和她结婚。

Arce在高盛集团工作照
她还想变得富有。“我曾经有过一个想法，只要我按自己的方式来赢得财富和地位，我有没有证件并不重要，”她说道，“我以为只要有很多钱，我就会被接受。”
在Arce高中最后一年时，她寄出了大学申请，但社保号一栏空着——申请均被拒绝。2001年她毕业后，一道新的法律让德克萨斯州的非法学生有可能进入公立大学，且只需要缴州内学费。五个星期后，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的招生办总监写了封信，告知她的申请已被审阅，她已被接收。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丁学院是全美声名卓著的学院，它的建筑系排名全世界第二，仅次于康奈尔大学。

她选了金融系。那些方程式“对我来说符合常理，”她说道，“总会有个正确答案。没有任何模棱两可的东西。我生活中充满了模棱两可，我对此非常感激。”AntoniaBernal是Arce加入的西班牙裔商业学生协会的领头人，他形容她是富有朝气和干劲的。Arce在加入这个协会前，还没见过这么多身着西装的西班牙人，至今她说起他们时，还是一脸向往。和成功女士的会面也同样重要。“我可以在看上去不贪婪、没有攻击性的情况下，依然野心勃勃和积极进取。”她说道，“有这么多美妙的工作，还有那么多的钱可以挣。”当她所在组织在四月份颁发奖项时，她被命名为未来的百万富翁。
Arce的父母在2001年搬回墨西哥，她接手了他们留下的餐车生意。每逢周五，她搭乘灰狗巴士到80公里外的圣东尼奥市场卖漏斗蛋糕，再于周日返回奥斯丁，带着她赚到的钱支付租金和学费。

Arce的中学学生证
当餐车生意没落后，Arce因为签证过期而无法找到新的工作，可她没有工作就不能继续上学。而取得一份伪造绿卡居然是出乎意料的简单。她向自己的室友坦白需求后，室友帮她联系了自己的男友，又将她转介至一个女人，让Arce去她家。那笔交易没什么激动人心之处，Arce说道，只是在一所普通的公寓里有个普通的起居室。她交钱后拍了照片，大约两周后便收到了伪造文件。
文件是有效的。Arce利用它们在奥斯丁一所借记卡公司得到了兼职客服的工作，还有美国足球大联盟球队的一份实习工作。接着她看到了纽约银行的暑期职位描述，酬劳高达一万美元。

进入这些银行、在2013年的一万七千名申请者中被投资银行部门挑中、成为三百五十名暑期分析员之一的机会，比考上哈佛大学还小。就算被选中了，其他竞争——任务、酬劳、权力——只会有增无减。身处这场战役的女士们很清楚，公司里的执行官九成都是男性。
Arce在2004年通过一家名为Sponsorsfor Educational Opportunity的非盈利机构得到了实习机会，这所机构负责将银行的暑期工作安排给西班牙裔和黑人学生。她愿意去高盛，在那里她帮忙整理现有客户的资料，并在游艇买家的名单中搜索新客户。2005年毕业后，她得以回去担任一份全职工作。在纽约，她的职业生涯开端极为漂亮，她被邀请到一个新团队上，团队负责为私人财富部门的客户设计金融衍生品。这些金融产品可以让客人在金融指数哪怕上升1%的情况下，他们的财富都能增长3%左右。Arce成为了一名新手分析师，直接向总经理报告，每天早上七点在领导前回到办公室，早餐只吃花生酱和果冻三明治。

Arce与母亲经营餐车生意
如果说高盛有什么比在重大事项喷发前先把琐事排除掉更为重要，可能就是对机会紧追不舍的追逐了。一份早期工作评价报告对Arce以上的工作都给予了表扬。她提前了几个月和领导们谈话，讨论她需要做些什么，能让他们在年度能尽可能地支付她的酬劳或提拔她。她是如此有压迫感，以至于有个领导有一次让她笑得小声点，建议她要学会察言观色。她的制服总是千篇一律，以至于一次拍照时，同事们给了她几件毛背心和围巾。
她同样乐于做其他人不愿意的事情。有一次，当她致电同事获取一宗交易的价格时，队友们听着她声音越来越大，因为她认为和她对话的资深同事把交易搞砸了。接着她开始大喊起来。最终，一个领导站在了她这边。
也许Arce的秘密没被发现的最大原因，就是根本没人注意。在这个高度上，人们都觉得自己的朋友本应如此。Mark Campbell和Arce同时得到录用，他说知道Arce来自墨西哥，但他从来没想要质疑她的公民身份。“我觉得她已经都解决好了，”他说道，“就觉得所有事情都没问题吧。”
他通过一个在大学的工作建设的故事来解释自己的推断。有一天，当一个人身着西装出现在房间时，工人们都四散逃跑，以为那是政府人员。“我所认识的无证移民就是那样的人，”Campbell说道，他现在在摩根斯坦利任职，“我想到的在服务行业按部就班的人——而不是来这里要成为宇宙主宰的人。”

Arce与家人的毕业照
有些时候，Arce备受折磨。“我觉得不对劲，”她在2008年7月的一篇日记这样开头，“我的胃里沉甸甸的，每块肌肉都是。”在高盛，国际经验是极其重要的，她知道自己的伪造文件经受不起一次跨国之行。在和一位常驻伦敦的同事谈过后，他提议在英国办公室工作一段时间对她有好处。是的，她告诉他，这样很合理。她拖了一段时间。当Arce自己的上司被调到伦敦后，她害怕公司会让她跟过去——同事也很恼火自己不能抓住这次机会。
在2008年，全球金融系统都处于崩溃的边缘，高盛的客户都紧张不安，公司也在亏钱。当Arce在7月的一天打开邮箱时，她发现一封来自美国国税局的邮件，询问她的报税情况。一位收入修正部门的执行经理想要“更多信息来准确处理反馈。”她把邮件放在衣柜里，试图忘记它。
“那太可怕了。”她说道。更多的邮件接踵而来，也被她统统藏了起来。“你得强迫自己活在一个平行的现实中，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Arce的焦虑随时会爆发，也许是一个同事怪怪地看着她时，也许是她突然被叫到办公室时。“就这样了。”她总是想着。一天，由于分心，她搞错了客户的一笔日本交易。她以为她的职业生涯可能要结束了。

如今的Arce
在她的父亲于2007年去世后，她想着带走一些东西飞回墨西哥，不再回来。她的男朋友说结婚可能是一个办法。“我希望这不是求婚，”她记得这样跟他说，“因为如果是的话，也太糟糕了。”
到2011年，Arce的收入已在三十万美元到四十万美元之间——她不肯给出确切的数目——还被提拔为副总裁。在结婚后，她用一份真正的美国政府颁发的证件，代替了原来的伪造绿卡。她是合法人士、精英、有钱人了。但她也不开心。比从在德克萨斯州卖漏斗蛋糕，到在纽约销售金融产品更奇怪的是，她觉得自己是那么的空虚。
在紧锁的厕所隔间悄声默念自己的焦虑三年半后，她在一次上洗手间时拿出一张纸片，上面列出了她的薪水。“我得到了这样的职位，我原以为这能带给我所有想要的东西，”她说道“但我记得当时去浴室时带着这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拿着多高的薪水，却感到如此空虚。”
Arce探访了她在德克萨斯州的家庭，用墨西哥的护照飞去欧洲，还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罗恩诺克河旁漫步。她想着能创立一个网站，安排各种临时假期，再开个公司，用社区筹款开设小型冒险活动；但两样都未能实现。她和因为工作而搬走的丈夫也分居了。“生活都是关于习惯变化的，当事情开始分离崩析时，就继续前进吧。”她在博客上写道。

高盛集团所在地
在2012年，与一个在美银美联集团的朋友的一次咖啡聚会，变成了一个工作的机会，她抓住了。职位不是她想要的——大部分是项目管理和遵从策略。当她的上司不再和她对视时，她说道，她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了。上个五月，她离开了公司。
如果不是在2013年看了一部名为《Documented》的电影，她可能会回到银行业。电影讲述Jose Antonio Vargas，一个在华盛顿邮报的工作者，于2008年赢得普利策奖后，在2011年的一篇纽约时报文章中公开承认自己是一名无证移民。“电影展现了我的人生——它大大启发了我，”她说，“我几乎是跟着他的脚步走的。”
Arce这个3月将搬去加州，担任Define American这家由Vargas创立的非盈利机构的开发总监一职。这个组织为无证移民争取权利，项目包括发起运动，让报纸停止使用“非法移民”一词，代之以“无证移民。”
这个组织在移民权利方面遭到了非常激烈的反应。前任德克萨斯州州长Rick Perry，这位签署了让Arce能读大学的文件的人，在今年爱荷华州的一次共和党讨论会上说道，“如果华盛顿拒绝维护边境安全，德克萨斯州会。”德克萨斯州州议员Ted Cruz要求他的民主党同僚表态到底是站在哪边，维护哪边。（有个尴尬的巧合，Heidi Nelson Cruz，这位参议员的妻子，正好和Arce一样在高盛集团的私人财富部门任职。）

在华尔街赚取成千上万美元并不能让Arce远离恐惧。“我们做的事情是令人羞耻的，这是一段实实在在的耻辱柱。”她说道，“我厌倦了因为追逐梦想、向上攀爬、取得成功而感到羞愧。”
当被问及对Arce故事的评论时，高盛集团的首席执行官Lloyd Blankfein发了一则声明：“让我们给更多有天分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家，让他们来这个国家接受教育，将自己的能量和技能都贡献出来，让我们的经济更强大。这样不是很好吗？”
在8月，Arce来到下曼哈顿的一所法院，成为一名美国公民。她为演讲挣扎了许久，在背诵忠诚宣誓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的护照在九月寄出。

离开高盛后，她纹了一个纹身，包括把她左臂上的痣串联起来的一条曲线。“我猜，我总觉得所有事情事出有因，我必须把所有点都联系起来。”她说道，“这个的意思是救赎。”她曲起手臂放在面前。“我总是这样睡觉，当我每天早晨一觉醒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它提醒我，无论发生什么，无论我的感受如何，我已经得到了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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